关于现代世界中梵蒂冈的两本书——《华尔街日报》

1962年10月11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内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图片来源：Jack Garofalo/Getty Images《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最近用"囚徒"一词来形容六十年前将全球数千名主教召集至罗马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至1965年间分四个阶段召开的这场会议，颁布了四部宪章、三份宣言和九项法令。杜塔特认为梵二会议在信徒中引发了无休止的纷争，造成了"看似无解的割裂"，使"当代天主教面临一系列天意尚未决断的困境"。

从天主教近现代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或许成立，但放眼更广阔的历史维度则未必明晰。自16世纪宗教改革发端，经法国大革命激化，至梵二会议达到顶峰，现代社会的教会领袖们始终在努力适应基督教王国解体后的新秩序。中世纪皇帝、君主、教皇与主教在基督教神圣帷幕下（未必和谐地）共治的模式，曾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宗教改革首次打破了这种和谐。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新教释放的思潮最终催生了消费主义、家庭解体与各种性解放运动。

对乔治·维格尔和约翰·麦格里维而言，在评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法国大革命比宗教改革更为重要。维格尔先生是《圣化世界：梵二会议的重要遗产》的作者，也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他认为60年代中期的大公会议工作为现代社会和教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尽管其他天主教徒对其意义存在争议。而圣母大学历史学家麦格里维先生，作为《天主教：从法国大革命到教宗方济各的全球史》的作者，则认为梵二会议只是罗马天主教全球影响力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章节。

两位作者都认同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法国国民议会没收教会财产，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并重组教会治理架构使法国当局掌控实权。当拿破仑因庇护六世拒绝放弃世俗权力而入侵罗马并俘虏他，后来又召请庇护七世赴巴黎为其加冕称帝时，共和主义在法国的胜利更令教廷的困境雪上加霜。麦格里维的论述指出，法国大革命在教会内部催生了拥护教宗绝对权威的越山派与寻求信仰和现代生活相协调的改革派之间的两极对立。他的研究揭示了这两种立场的斗争，并将梵蒂冈描绘成总体上抵制现代性的存在。在《谬误目录》（1864年）中，庇护九世著名地驳斥了"罗马教宗应当或能够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达成妥协"的主张。

魏格尔先生同样清楚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在他看来，19世纪教会的保守转向并非为了维护教皇特权，而是巩固教皇作为基督代理人的牧灵职责。事实上，最能解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历史剧变是1914至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魏格尔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给本已摇摇欲坠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致命一击。在西方自我毁灭的废墟中，主教会议既为世界提供希望与指引，也重整了教会内部秩序。

在描述1789至1962年间历史时，两部著作都聚焦于同一批教皇与知识分子。被视作首位具有"现代"直觉的利奥十三世，是为数不多能灵活应对新经济现实的教皇。在适应思想潮流的学者中，魏格尔重点分析了瑞士通才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这位参与"溯源运动"的神学家既借鉴古代教会文献，又与欧洲哲学家展开对话。麦格里维则推崇法国皈依哲学家雅克·马里坦，他关于"位格"的理解在教会内部广泛传播，使基督教与人道主义成为同义词。

两书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解读截然不同。魏格尔对会议核心文献进行细致评注，强调教会"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与历代训导的延续性。这一立场使他既不同于抱怨会议抛弃罗马传统保守主义的守旧派，也有别于借会议推动教会现代化的改革派。魏格尔本人推崇召开会议的若望二十三世，其目标是重振教会的福音使命——在饱经战火的世界中为全人类找回完整的基督。对魏格尔而言，这场既非反动亦非激进的会议，实为罗马教廷历史见证的"持续深化"。

对麦格里维而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终结了保守派与改革派对峙的时代。他注意到会议基调是"相互尊重"，一改以往教皇"谴责异己"的作风。会议史实也佐证了麦格里维对全球教会的论述——这是意大利神职人员首次与巴西、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主教同堂辩论。不过他也承认，这场会议打开了新的潘多拉魔盒。他提出却未解答一个关键问题：“梵二会议改革究竟是天主教式微的诱因，还是减缓了其衰落趋势？“在展开论述时，麦格里维简要记录了弥撒参与率下降、修女与神职人员锐减、平信徒在避孕堕胎议题上态度摇摆等现象。

两种研究路径最显著（也最具启示性）的分歧，或许体现在对梵二会议后历代教皇的评价上。为约翰·保罗二世立传的魏格尔认为，这位教皇全力推行了会议改革。他也将传统派推崇的本笃十六世视为梵二精神的践行者，认为罗马教廷近四十年的保守倾向不过是原有立场的温和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进步派拥戴的方济各教皇避而不谈。与之相反，麦格里维将这位首位拉美教皇视为会议精神的继承者——方济各关于经济与环境的通谕打破了文化战争中的保守主义，其任内推行的主教会议制度更让各级教会成员能畅所欲言。麦格里维认为方济各正在续写"梵二会议未竟的篇章”。

对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遗产的这些不同解读，强化了多哈特先生关于该会议对当代罗马天主教徒施加限制的观点。无论它是对历史真理的断裂还是重申，罗马天主教的诠释者都无法忽视这次大公会议。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无法就其意义达成共识。如果像乔治·维格尔和约翰·麦格里维这样才华横溢的作者都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如果作为使徒继承人的教皇和主教们至今仍未得出令人满意且权威的解释，那么认为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个错误——这一结论即使未必正确，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教会在信仰问题上不会犯错。但这些书籍的读者很可能会疑惑：教皇权威的守护者们究竟为何会给一个冗长的教会委员会如此大的自由度。

哈特先生任教于希尔斯代尔学院历史系，著有《美国天主教：冷战期间的信仰政治》（2020年出版）。

本文发表于2022年10月29日印刷版，标题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