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人在中国协助创立企业,客户却要求他离开——《华尔街日报》
Jason Douglas and Stella Yifan Xie
雅各布·罗斯曼花了二十年时间与亲友共同创建了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这位49岁的美国高管表示,客户要求他将部分烧烤工具和厨房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他深知这绝非易事。
“我们所有客户都在施压、建议或希望我们在中国境外建厂,“威龙企业联合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在中国大陆拥有六家工厂,为沃尔玛公司和烧烤炉制造商韦伯公司等大型零售商和消费品牌提供服务。然而他补充道:“没有任何地方能与中国相提并论。我们花费三十年打造的供应链精密如瑞士钟表,这是无可替代的。”
对于开始重新考量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的企业而言,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缓慢、艰难且代价高昂的过程。部分企业做出这一决定源于北京与华盛顿在贸易、技术、安全及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台湾等问题上日益紧张的局势。
这些分歧可能瓦解数十年的经济一体化成果。华盛顿许多议员现在要求特定产品必须在美国制造,拜登政府也对中国实施了新的半导体出口限制。中国领导层则希望更依赖本土供应商。疫情引发的供应链混乱及中国防疫封控造成的干扰,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放缓的趋势在疫情前就已显现。研究机构荣鼎集团汇编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公司在华投资额为130亿美元,低于2012年154亿美元的峰值。去年这一数字更是骤降至84亿美元。
美国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并非易事。近年来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确实有所下降(主要受关税影响),但仍举足轻重。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占进口总额的17%。尽管这一比例较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前一年)的22%有所下降,中国仍是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
近年来的动荡局势已促使部分美国高管实施供应链多元化战略。随着特朗普执政期间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生产卡骆驰鞋履、Yeti啤酒冷藏箱、iRobot扫地机器人和GoPro相机的美国制造商纷纷将产能转移出中国。纽约香水制造商Inter Parfums公司在上海工厂停产后,疫情期间决定将业务回迁美国。上海美国商会近期调研的300余家美企中,目前将中国列为全球投资计划首选项的企业占比从2021年的27%降至18%。
正如罗斯曼先生所言,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他的公司已进军柬埔寨市场,并在越南和印度建立了合资企业。罗斯曼表示,他还在考察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工厂,并评估菲律宾的发展潜力。目前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六家工厂雇佣约1200名员工,海外工厂则有600名雇员。
每个替代方案都存在缺陷。他指出,柬埔寨和越南虽然前景广阔,但产能规模和人口基数远不及中国。越南的工厂已趋于饱和,可用空间有限。土耳其虽拥有现代化高科技工厂,却受困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成本与价格管理复杂化。罗斯曼认为印度潜力巨大,但需要升级道路等基础设施。
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中国基础设施的规模和完善程度抗衡。要整合合适的工厂、人才、设备和原材料供应,“犹如让喷气式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
罗斯曼用数十年时间深耕中国市场。这位在加州长大、曾于缅因州鲍登学院攻读宗教学的商人坦言,自己原本立志成为犹太教拉比。最终他却来到中国,为家族企业——加州扫帚拖把制造商National Broom公司开展产品采购与开发。随着他的到来,该公司开始生产节假日上架的电子产品和礼品。
他在旧金山一位导师的帮助下,通过语法书和词典学会了流利的普通话。他试图以一种许多西方人未曾尝试的方式融入中国——入住当地的中式旅馆而非喜来登或威斯汀酒店,乘坐公交车而非依赖司机,并主动与陌生人交谈以提高语言能力。最终,他与一位中国女性结为连理。
威隆企业同事从左至右:陈景秋、陈静、曹玉书、苏斌灿与雅各布·罗斯曼。图片来源:钟雨琪当罗斯曼与曾为其家族企业供货的中国商人陈景秋成为合伙人后,他对中国的投入进一步加深。2003年,陈景秋与后来成为罗斯曼妻子的女商人曹玉书共同创立了威隆企业。陈景秋的基地位于南方沿海城市阳江。
两人投资了新设备,多年来积累了包括沃尔玛和韦伯烧烤炉在内的众多西方客户,零售商美元树公司、加拿大罗布劳公司,以及Mr. Bar-B-Q和Char-Broil等品牌。到2012年,罗斯曼离开家族企业,全身心投入威隆事业。2013年,公司年收入从十年前的约380万美元增长至3200万美元。
沃尔玛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的采购策略"包含多种互补性战略,并与老牌及新晋供应商均保持合作关系”。其他公司未回应置评请求。
罗思曼与陈先生的合作成为两国及其家庭紧密依存关系的缩影。罗思曼的妻子曹女士和陈先生的妻子陈静共同管理公司财务。“这体现了中美两国的协作精神,“罗思曼说。
双方也曾出现分歧。罗思曼回忆,有次因客户处理问题与陈先生激烈争执,他愤然冲出工厂跳上摩的离去。陈先生驱车追赶数英里,在红灯间隙恳请他回厂协商。“最终我冷静下来,付完车费…回去继续工作,“他说道。
罗思曼表示,早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初期,他们就接到客户关于中国境外设厂的咨询。2018年多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这类询问激增。在越南试水合资项目后,威龙耗资5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厂生产烤架和家具罩,2020年初投产。选择柬埔寨因其对美出口免税、劳动力成本低,且比越南更易获得价廉的厂房用地。
柬埔寨柴桢省,威龙工厂的缝纫生产线。摄影:钟玉琪随后疫情爆发。中国严格的边境管控导致部分技术经理无法亲临工厂监督生产,招工及工厂初期的运营管理都通过远程完成。由于西方消费者在封锁期间大量购买新烤架和厨具,公司业务仍迅猛增长——2021年营收达到近1.6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但随着高通胀和利率上升抑制了消费需求,威龙各工厂(包括柬埔寨新设工厂)的新品订单开始放缓,这一增长趋势发生逆转。罗斯曼表示,威龙在柬埔寨的500万美元投资尚未收回。他透露公司将增设生产线制造厨房计时器、温度计等电子设备,并建立培训学校帮助员工提升英语、会计和商业管理技能。
威龙在越南的合资企业生产砧板和充电线缆,印度合资厂则制造黄铜制品与锻铁家居装饰。
但罗斯曼认为这些地区都无法与中国媲美。他考察过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的工厂,发现其生产线组织混乱,本可自动化的金属板材切割抛光等工序仍依赖手工,严重制约生产效率。
他举例称,在墨西哥无法获取制造烤架或户外家具罩所需的特种塑料,必须从中国进口;而在越南和柬埔寨,温度计所需的温度传感器等电子元件及钢材也需从中国海运入境。
让这些海外投资长期盈利是另一个挑战。罗斯曼表示,他常做噩梦梦见选错地点,结果建了没人想用的工厂。他说客户们渴望搬迁,但并不总是愿意提供业务来维持工厂运营。
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会加剧。但这绝非易事。”
随着通胀飙升和乌克兰战争持续,今年企业寻求替代中国的压力并未减轻。公司收入预计将比2021年下降30%。曹女士说:“现在我们有些客户正在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但这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陈先生认为2022年像是一个转折点:“未来世界可能不再依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在中美之间奔波数十年后,罗斯曼和妻子在上海买了房子打算永久定居。他们原定在装修完成后于夏季入住,但封控导致延期。他们希望最终能在11月搬入。
罗斯曼说,他担心12岁儿子的教育问题,因为上海国际学校大批外籍教师为逃避封控威胁已离开这座城市。今年封控期间,罗斯曼曾花两周时间给中国邻居的孩子辅导英语。
“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投入了20年的人生。但如果必须离开,我会的。“他说。
罗思曼及其家人现居中国上海,这是一张上海港的景色。摄影:沈起来/彭博新闻社致信 杰森·道格拉斯,邮箱:[email protected] 以及谢宜芳,邮箱:[email protected]
刊登于2022年10月29日印刷版,标题为《“中国制造"之后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