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书评:文化大革命的伤痕 - 《华尔街日报》
Boyd Tonkin
约1966年,中国红卫兵押解受害者在北京市区游街。图片来源:Everett Collection/Alamy李佳琦前往北京质问离家出走的父亲时,偶然发现了他几十年前编选的中国小说集。作为张悦然小说《茧》的双重叙述者之一,佳琦在书中读到一个关于离婚女子的压抑故事。心生厌恶的她暗下决心不再阅读该作者任何作品。鉴于这篇题为《倾城之恋》的小说,张悦然显然在借女主角之口暗藏机锋。因为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篇小说出自伟大的张爱玲(1920年出生,原名张瑛)之手——这位突破禁忌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正是张悦然最显赫的前辈之一。这并非书中首次也非最后一次,佳琦试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却举步维艰。
《茧》中出生于80年代的主人公们深陷中国近代历史的创伤与悲剧。他们痛苦地发现,执念是一回事,真正的理解却是另一回事。佳琦的男友斥责她:“你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就躲进父亲的时代,靠啃噬那代人的伤疤过活,像只秃鹫。“通过佳琦与发小程功交替展开的叙述,这两位35岁左右的漂泊者逐渐揭开各自家族的耻辱与伤痛。他们都自认为是"靠猎取秘密存活的兽类”。
张悦然(1982年生于济南)这一代中国作家初登文坛时,血色历史的黑暗魅力正与当下的浮华争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苦难开始接受艺术审视,主流文化逐渐容忍对历史伤痕的探索,催生了所谓"伤痕文学"流派。
与此同时,中国迅猛的现代化进程和媒体繁荣为少数年轻作家提供了超越祖辈梦想的成名机遇。在浮躁氛围中,这一代作家中的几位明星人物在追逐名利时陨落(尽管作家兼歌手的韩寒也成功转型为拉力赛车手)。相比之下,年少时便赢得全国文学比赛、二十出头就出版广受好评的小说集的张悦然,证明了自己是位长跑型选手。
《茧》于2016年在中国出版,此前张悦然暂停了小说创作,期间她主编了一本青年杂志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部作品展现出的成熟度、雄心和掌控力,不仅标志着她作为"80后一代"象征的身份(这个标签被其代表人物深恶痛绝),更彰显其作为一位实绩斐然且潜力更大的作家。英文版《茧》还受益于新加坡出生、纽约居住的新锐小说家兼翻译家程异优美传神的译笔。
毛泽东在中国发动血腥内战的十年(1966-1976)已催生了许多重要小说。但与阎连科、余华等老一辈文学见证者不同,张悦然并非通过粗犷的讽刺、寓言或传奇来控诉文革,而是通过两个家庭绵延数十年的切肤之痛,展现共产党罪行造成的代际创伤。佳琪和程恭的祖父都曾在济南大学医院工作——一位是备受赞誉的心脏外科医生,另一位是高级管理人员。如今佳琪德高望重的祖父即将离世,而程恭的祖父在当年国家批准的暴行"将混乱如网般笼罩一切"时,被铁钉钉入大脑,数十年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佳琪与龚在济南重逢。一个冬夜,两人在追忆往昔中审视内心,重温了那段如“穿行于秘密之雾”般的童年。家族遗留的伤痛、悲恸与怨恨,如同阴霾笼罩了三代人——施害者、受害者与旁观者。但当他们探究1967年校园里那座不祥的“死人塔”发生的冲突事件时(龚的祖父因此成为植物人),罪与罚的界限逐渐消融。曾经坚如磐石的“复仇”执念,此刻却像融雪般污浊黏腻。“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混杂着善良美好与肮脏丑陋”,我们从中领悟到。
祖父辈为争夺权力策划阴谋、实施酷刑与谋杀;内心伤痕累累的父辈为生存说谎、妥协、屈服。龚的父亲是个暴戾的卡车司机,让全家生活在痛苦中;佳琪的父亲在拼搏的九十年代放弃诗歌与学术,经营服装骗局,彼时“商人”已不再是“书本里光鲜的词汇”。父母们背叛自我与至亲,用酒精与婚外情掩饰自我憎恶。佳琪父亲再婚对象王露寒是这些致命真相的守护者,也是连接南院社区两个受创家族的桥梁。
“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是因为它们具有毁灭性。”《茧》中,这些秘密既因隐瞒而摧毁,也因那种能“在世界上炸出窟窿”的揭露而毁灭。但正如龚所悟:“在这片土地上,毁灭总被视为最高形式的创造。”对佳琪而言,权力与历史施加的冲击将让她明白:“人拥有的一切都脆弱易逝。我们的本性并非固定,天赋可能被剥夺,美德可能遭玷污。”
当张女士在这对继承谎言与暴力的双生子间切换视角时,她的笔触展现出细腻的智慧与敏感。她犀利的心理现实主义时而融入令人心碎的诗意场景,甚至带有象征意味——比如功在飘雪中埋葬一只迷失且重伤垂死的狗。他终结这条"微不足道的生命"并非出于残忍,而是源于汹涌的怜悯。
有些描写这个动荡时代的小说通过奇幻、闹剧或情节剧来捕捉时代情绪。《茧》却非如此。张女士的专注与精妙技法——加上田先生英文散文富有韵律的微妙笔触——使这部小说成为寻求入门途径的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璀璨窗口。功的姑姑睿智地告诉他:“若真想复仇,就努力学习,成就伟业。“从本书呈现的文本来看,张悦然或许正在践行这句话。
本文作者托尼金先生曾任《独立报》文学编辑,著有《翻译小说百佳》一书。
本文发表于2022年10月22日印刷版,标题为《秘密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