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革命德黑兰的女性之声 - 《华尔街日报》

2017年冬天，一位名叫维达·莫瓦赫德的年轻女子爬上德黑兰一条繁忙街道上的电信箱，取下头巾挂在棍子上，抗议伊朗强制佩戴头巾的规定。她的行为如今与2022年席卷伊朗城市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当时，这促使我查阅档案，研究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伊朗首次女性抗议活动。

1979年2月至3月间，伊朗洋溢着欢欣与希望的气氛。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刚从流亡中归来，而关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公投还要等上数月。临时政府颁布了新规，但在那个充满变数的闪烁时刻，这些规定显得随意且可塑——抗议与辩论仍可能改变国家轨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伊朗各界女性组成小组，仔细研读与女性相关的法律。她们组织起来，为迎接新政府形式做准备。

1979年初，临时政府的措施包括取消女性法官资格、解雇国家广播电视女记者以及废除男女同校制度。3月6日，抗议的导火索出现：在圣城库姆，霍梅尼发表演讲，要求政府部门的女性佩戴面纱。

1979年3月12日，伊朗德黑兰的妇女游行队伍。横幅上写着"邪恶的电视"，指的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支持者接管了国家广播公司。摄影：索菲·基尔/西蒙娜·德·波伏娃视听中心次日，法国《解放报》记者在德黑兰街头听到人们高喊"要么戴头巾，要么吃拳头"。深受爱戴的播音员玛丽亚姆·里亚兹首次以全副面纱形象出现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参加3月8日"帝国主义和外国"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女性都将被视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妇女们仍然组织了当天的示威活动，这原本将是伊朗数十年来首次庆祝国际妇女节。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是受邀赴伊朗演讲的众多活动家之一，但却是少数真正抵达的人。1970年《时代》杂志曾称米利特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毛泽东"，当时她发表了宣言《性政治》。米利特带着昂贵的电影和录音设备前往伊朗，这些技术装备既成了她的负担，也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德黑兰的新闻剪报显示她手持便携式卡带录音机——她称之为"记忆盒"，在记录伊朗妇女声音的同时，她对着它低声记录观察心得。

在数百小时的录音中，米利特捕捉到了一个她大多未意识到的、伊朗无拘无束充满想象力的精彩声景。2017年我在档案室聆听这些磁带时，意识到她当时相信自己正在记录穆斯林世界第一个独立女权运动的诞生。

“这是我见过的最为优雅的女权主义者，”米利特返回后在纽约市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道，“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与沙阿政权抗争……当我们游行时，男性志愿者——朋友、兄弟、丈夫、恋人——围成一圈保护我们。这些男性明白女性权利就是民主权利。那些游行活动体现了起义的完整精神。”

1979年3月19日，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利特被伊朗驱逐出境。图为两天后她在巴黎转机返回纽约时的场景。图片来源：Bettmann Archive/Getty Images米利特通过国际电话线向全球女权主义同伴讲述她在伊朗的日常遭遇时，声音中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融入了包围她的听觉景观，为国际妇女运动注入了活力。美国女权主义者加入伊朗妇女的行列，在纽约街头抗议。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巴黎举行新闻发布会，一群法国女权主义者收拾行装前往伊朗会见阿亚图拉。她们坚决不戴面纱。

在3月15日的录音中：在洲际酒店和大学度过疯狂的一天后，米利特在晚上7点左右与一群伊朗妇女一起打电话参加波伏娃的新闻发布会。一名女子从大学的一场毛派演讲中匆匆赶来，迟到了。她对这次经历感到非常厌恶。她报告说，大学里的演讲者戴着面纱，正在讲授女性革命者化妆的伦理问题。这群人展开了一场关于化妆和革命女性的详尽辩论。

“首先，”凯特·瓦法达里（Kateh Vafadari）激昂地说道，仿佛在反驳发言者，“女人化不化妆关你什么事？”她接着用波斯语说：“其次，如果你想革命，为什么不直接关闭整个化妆品工厂？”

一位名叫纳斯林（Nasrin）的女性表示赞同：“关于‘像玩偶一样’的女性——那些精心打扮化妆的人——这种说法在伊斯兰教之前就有悠久历史。如果你从古代历史梳理到现在，就会发现眼线粉、黄金饰品的存在。”

“克利奥帕特拉！”瓦法达里突然插话。

“克利奥特拉，”纳斯林肯定道，“还有海娜花（henna）也是！”

“女性应该自己决定穿什么，”瓦法达里说，“如果今天他们说‘别穿花哨衣服，穿得朴素点’，明天就会让你套上毛式立领衫：‘都给我穿上！把自己打扮成士兵模样，变成火柴棍，钻进火柴盒里！’”

女人们全都笑了。她们调侃的是一种已被历史淡忘的维度：在革命时期的伊朗，规范女性身体举止不仅是伊斯兰主义者的执念，更是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逻辑相结合的强力手段。传统女性气质被关联到巴列维王朝西化政策下的社会秩序，因此选择戴头巾革命就意味着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抛弃传统女性化的外表，承诺让女性作为革命同志获得平等地位。“独立，自由，平等权利！**（Esteghlal, azadi, hooghoogh-e mossavi）”——这句反复出现的口号对某些人而言，意味着通过摆脱“女性化”举止来获得与男性政治活动家平等的地位。

尽管国家电视台警告称庆祝该节日将被视为"非伊斯兰"，人们仍组织了与国际妇女节同步的示威活动。德黑兰，1979年3月8日。图片来源：美联社但不久后，伊朗的革命女性就意识到，无论她们如何行动，其身体姿态都将成为监管与嘲弄、作秀与控制的焦点。这些女性革命者曾与男性并肩为个人及国家主权而战，最终却目睹诸多自由被剥夺。对部分人而言本是解放选择的头巾，在1983年成了国家强制令。

然而在1979年3月，女性抗议者暂时阻止了这项强制令的实施。米利特记录了司法部的示威场景，其大厅挤满了从高中生到成年女性的各阶层人士，包括专业人士和工人。

一群年轻女性踏着轻快的节奏高喊：“女人戴头巾，男人缠头布！”

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当她们第二次、第三次喊出口号时声调的变化：如果女性要为民族团结戴上头巾，那么男性难道不该出于同样理由缠上头布？

如今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正是米利特录音中那些女性的孙女们——她们在伊朗各地的街道广场起舞，将头巾抛入篝火，同样宣示着对身体的主权，主张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

莫塔赫德女士是杜克大学文学教授，著有《耳语磁带：凯特·米利特在伊朗》。

发表于2022年10月22日印刷版，标题为《伊朗女性抗议活动的悠久历史：倾听革命时期德黑兰女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