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黑帮 - 《华尔街日报》

艾伦·克莱顿在大都会歌剧院主演布里顿歌剧《彼得·格莱姆斯》图片来源：理查德·特米尼/大都会歌剧院西方音乐中最令人战栗的时刻，当属本杰明·布里顿1945年歌剧《彼得·格莱姆斯》第三幕中暴民集结的场景——该剧将于10月16日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这一幕比其他任何场景都更能展现人类的愤怒与恐惧如何轻易凌驾于真相之上。

歌剧背景设定在名为"自治镇"的贫瘠海边村落，讲述了一个关于孤独渔夫彼得·格莱姆斯连续杀害年轻学徒的谣言如何扩散的故事。镇上的女教师（艾伦·奥福德）与退休船长（巴斯特罗德）同观众一样心知谣言不实，那些男孩实为捕鱼事故丧生，却无力平息流言。

前两幕中，指控持续发酵，将格莱姆斯逼至疯狂边缘。在最终的第三幕，镇民们私自执法，集结私刑暴徒包围了他的小屋。他们对粗粝艰辛航海生活的所有怨愤，都化作嗜血的呐喊：“彼得·格莱姆斯！"——铜管与鼓点淬炼的嘶吼如此残暴，仿佛撕裂了戏剧与现实的界限。我们不禁自问：我们是否都是格莱姆斯？

格莱姆斯从他那小屋的远处听到模糊的喊叫声，巴尔斯特罗德赶在暴民之前告诉他，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驾船出海，并连人带船一起沉没。格莱姆斯听从了他那阴郁的建议。

作为英格兰海岸线上一位和平主义者、同性恋的儿子，布里顿对格莱姆斯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和严酷环境并不陌生。这部歌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9年至1942年间，当阿道夫·希特勒对这位作曲家的祖国加强轰炸时，布里顿自我流放至纽约。布里顿的伴侣，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在纽约一家书店偶然发现了18世纪英国诗人乔治·克雷布的一本书。当布里顿读到克雷布的诗《自治市》时，正如作曲家后来回忆的那样，“在一瞬间，我意识到两件事：我必须写一部歌剧，以及我属于哪里。”

不到一年，布里顿回到英格兰，与剧本作者蒙塔古·斯莱特紧密合作，将克雷布的诗歌改编成这部作品，用音乐历史学家菲利普·布雷特的话来说，这部作品“复兴了英国歌剧”。作为这位31岁作曲家的突破性作品，《格莱姆斯》确立了布里顿作为英格兰两个世纪以来最杰出的音乐戏剧家，以及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折衷主义者之一的地位。这部歌剧的影响范围从英国国教教堂的虔诚长椅，到马勒（布里顿钟爱其第四交响曲）颓废而痛苦的浪漫主义；从英国巴洛克时期棘手的半音阶，到欣德米特和魏尔的机器时代钢铁般的冷酷。

在《格莱姆斯》中，布里顿利用这些相互冲突的音乐影响，戏剧化地表现了无情的海洋与在其严酷浪花中勉强谋生的男女之间的斗争。即使在城镇酒馆中几场狂欢的场景中，布里顿紧张的管弦乐音色、台上的乐队以及节奏上不稳定的声乐写作，都提醒着我们镇民生活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在求生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环境的残酷。《老乔去钓鱼》中惊人的七拍节奏和巨大的铜管爆发，布里顿那欢快的海上劳动号子兼第一幕终曲，几乎让人分辨不出是窗外肆虐的风暴还是内部的残酷。

然而，若布里顿笔下的《彼得·格莱姆斯》中 Borough 小镇的黑暗全然一片，其效果便无从谈起。巴斯特罗德，尤其是奥福德这两个角色，如同宝石般在衣衫褴褛的镇民群像与格莱姆斯空洞的灵魂中熠熠生辉。作为小镇教师、格莱姆斯学徒的监护者以及他唯一倾心的对象，奥福德发现自己被撕扯向各个方向。她清澈温暖、抒情诗式的表达方式直抵观众心灵，却始终无法穿透邻里们的心墙。

格莱姆斯、奥福德与巴斯特罗德徒劳的抗争究竟所为何事？许多人从布里顿的生平——尤其是其性取向中寻找答案（自皮尔斯在首演中饰演格莱姆斯后，这种解读更甚）。但那种认为同性恋作家创作的社会评论必然以同性恋议题为核心的隐含预设，或许遮蔽了其他深刻的诠释可能。

最关键的是，这种解读使我们忽略了歌剧真正的悲剧焦点并非粗粝冷漠的格莱姆斯本人，而是那些村民。他们的悲剧性不在于误解格莱姆斯，而在于根本无意去理解。如同所有凡人般无意识地生活在毁灭边缘，他们抱团取暖对抗假想敌，将自身苦难悉数投射于他。

布里顿的卓绝之处，在于他在20世纪低谷期打捞起前工业化渔村的集体心理时，洞见了现代性从未将这些人性恶魔留在过去——反而使其愈演愈烈。在我们这个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通过抬高道德表象、削弱真相探求来威胁人性的时代，布里顿的预见性远超其想象。如今，我们都生活在 Borough 小镇。

马斯科先生是波士顿地区的一位管弦乐队指挥，也是帕特雷盒子的前旧金山歌剧评论家。

2022年10月15日印刷版以《音乐与暴民》为题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