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么无形的手：中央银行》——《华尔街日报》

政客们或许仍在争论，大政府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孰优孰劣。民众可能担忧物价上涨与退休前景黯淡。但这两类群体都无权不经审查就凭空创造货币、操纵资本成本或抵消金融市场波动。掌握这些权力的是央行官员——或许这种现状应当改变。

即便民选领袖努力兑现竞选承诺，若国内外货币当局不予配合，他们仍将举步维艰。英国的经历正是对将经济命脉拱手让予央行的国家敲响的警钟。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与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上月宣布通过减税政策刺激企业与个人投资以提振经济。数日后，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公开抨击其政策与央行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

现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融资特使的卡尼指出，当英国央行正通过抑制需求（即加息遏制增长）来控制通胀时，新政府却试图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特拉斯与克沃滕倡导的供给侧激励政策旨在扩大经济产出，而央行则致力于通过压制需求来对抗通胀。当市场投资者对财政计划反应消极时，央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购入了长期国债以挽救英镑汇率——此举反而导致利率下行。

接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大胆之举，该组织公开谴责英国政府的预算方案，并敦促其“重新评估税收措施，尤其是那些惠及高收入者的政策”。

从何时起，未经选举产生的货币官员竟有权对政治领导人发号施令？这虽不合时宜，却或许并不意外：当政府机构被赋予决定金融状况的巨大权力时，其影响力随之膨胀——地位也随之攀升。

管理全球经济的主要央行小圈子对通过过度财政刺激提振需求持谨慎态度。但政府超支与减税激励存在本质区别：前者透支未来为当下消费买单，后者旨在激发未来的生产力增长。政府为社会主义再分配融资举债，与为投资创业资本主义而举债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以美联储为首的央行们坚信抑制需求是货币救赎之路。正是这个美联储，不久前还未能预见为缓解新冠疫情封锁的经济影响而采取的非常规财政货币政策所释放的全面通胀压力。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坚称“价格稳定是美联储的职责”，但这不过是姿态而非问责。央行通过削弱美元购买力变相征收民众财富，却未给予美国人补偿。当纽约联储前主席威廉·达德利今年警告称美联储将“不得不让股票和债券投资者承受更多损失”以通过收紧金融条件收缩经济活动时，58%持有股票的美国民众不会感到宽慰。受此类政策损害的公民几乎无处申诉。

尽管鲍威尔先生在2020年8月宣布美联储修订货币政策框架时，主张采取"支持性"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所有美国人谋福利，实现最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但他现在却试图将利率提高到"限制性"水平，并认为"我们需要更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实现就业最大化的承诺就此落空。

除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外，我们的中央银行还负责提供稳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但尽管拥有设定利率的权力，尚不确定供需力量是否不会设定更合适的利率并取得更好的结果。信贷分配是通过中央计划还是自由市场价格信号更有效？

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最新言论的敏感反应令人不安。根据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主权债券收益率和货币价值极易受到基于底层资产构建的衍生金融工具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工具总规模约为600万亿美元，其中基于利率或外汇工具的合约占总额的96%。

现在是时候质疑央行是否变得过于强大、过于显赫且过于政治化了。以维护央行独立性为名，立法者已放弃了大片本应通过稳健经济政策保障公民福祉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民选代表赋予了非民选官员与民主规范和有限权力不相符的影响力。

需要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能将货币理论领域从以央行为核心的经济表现认知中转移出来。但若想防止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进一步士气低落，这一变革势在必行。

货币经济学家谢尔顿女士是独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货币崩解》一书。

插图：查德·克罗刊发于2022年10月12日印刷版，标题为《看得见的手：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