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正在自我反噬——《华尔街日报》

暴君当如此下场！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这句自我辩白的妄想式呐喊，依然带着鲜明的现代回响。

他援引古罗马人对暴君的谴责来为刺杀史上最伟大民主领袖辩护的说辞，在当代政治中仍有余音。亚伯拉罕·林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贡献或许无人能及，却以暴君般的结局收场。如今，当全球真正的暴君们炫耀其野蛮行径时，我们却坚称自己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专制者。

令西方拥趸们难堪的是，真正的独裁者正遭遇流年不利。那些被鼓吹为制度优越的强人政权正在溃败；即便施政失当加剧自身困境，他们仍变本加厉推行独裁。

在俄罗斯，现代沙皇的领土野心被军力远逊于己的对手挫败。国内统治更因数万"忠诚"子民为避战逃亡的闹剧沦为笑谈。难称彼得大帝，倒似愚钝弗拉基米尔。

在伊朗，毛拉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虐杀沉默抗争的年轻女性、枪杀数十本国公民来彰显美德。他们以人类特有的恶毒维系着所谓"神授仁政"。

在中国——就我们所能获知的信息而言，由于统治者高压管控，14亿人口的国家里连细微抗议都会遭无情镇压——独裁统治同样步履维艰。

从市民被焊死在家中以防病毒传播的惊鸿一瞥，到香港90岁红衣主教因危害国家安全受审的戏剧性场面，这个政权既显得效率低下又危机四伏。习近平疯狂的清零目标、笨拙的经济管理以及对邻国（及本国同胞）日益好斗的姿态，无不暴露出这个专制政权自身的躁动不安。

然而，当我们本应以警惕与欣慰交织的复杂心态审视这一切时，却仍固执地盯着自己毛茸茸的肚脐眼无法容忍现状。拜登总统声称半数政敌是半法西斯分子，其前任则自诩为警察国家压迫的受害者。如今保守派与进步派仅存一个信念——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已堕落至无可救药。

这无疑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悖论，也是民主制度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既然我们享有揭露缺陷的自由，便再难顾及其他。世界上任何政治局或革命委员会的批判言辞，都比不上美国校园和华盛顿演播室里每日上演的声讨来得雄辩动人。

多年来，自由民主的批评者似乎始终占据上风。他们可以历数世纪之交以来西方的种种痼疾：经济屡屡受挫、外交冒险惨败、文化分崩离析、国内冲突不断。在此期间，所谓强人政治大多风光无两。尽管存在道德现实的混乱争议，但长期战略优势似乎尽在其掌握。

但抛开自由的道德层面不谈，其核心的实际价值始终在于问责制。当你能审查、监督、质询并最终罢免治理你的人时，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你会得到更好的治理。揭露失败与腐败并加以惩处，能为成功与正直创造动力。

我们的制度与专制制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这种问责制的实施。我们的问责太多，而他们的太少。如果俄罗斯有更多问责，至少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会知道他的军队如此腐败无能，以至于他的使命注定失败。如果伊朗有更多问责，阿亚图拉们或许能理解女性要求被当作受尊重的人对待这一简单诉求。如果中国有更多问责，他们或许不会推行毁灭性的经济政策和残酷的非人道行为。

与此同时，在西方，我们将问责的特权行使到了相反的极端，达到了自我毁灭的临界点。每一位总统都必须被弹劾，我们不喜欢的每一次选举结果都要被否定合法性。每一个对手都需要被打倒。每一次选举都是“拯救共和国的最后机会”。

这并不是说我们挑战有缺陷的制度和领导人是错误的。自由派指出他们右翼不自由言论的危险极端主义是正确的。保守派指出控制我们文化的人的令人窒息的偏狭是正确的。

当然，认为我们制度的替代方案只有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或伊朗神权政体，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真正的替代方案应是持续、艰苦的改革、改善与调整——正如林肯遇刺后美国150多年惊人成功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

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广为人知：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尝试过的形式之外。今年全球局势无疑印证了这句话的真理。我们要么听从这一警示，要么继续沿着约翰·威尔克斯·布思那种狂热自以为是的道路走向毁灭。

1865年4月14日，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在华盛顿福特剧院总统包厢枪击林肯总统的吉布森公司版画。图片来源：路透社/资料图片刊载于2022年10月11日印刷版，标题为《西方民主正在自我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