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作品：奥尔罕·帕慕克的《瘟疫之夜》——《华尔街日报》

奥斯曼帝国医院病房，约1890年。图片来源：Alamy在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瘟疫之夜》开篇，一位年轻的奥斯曼军官来到东地中海明盖利亚岛，为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派遣的医生提供保护，该医生负责监督黑死病爆发后的检疫措施。时值1901年，奥斯曼帝国已演变为传统习俗与西化改革交织的不稳定混合体。当军官瞥见邮局里按苏丹命令同时标注阿拉伯数字与欧洲数字的时钟时，这种混杂的怪异感击中了他——在阿拉伯历法中，新的一天始于日落而非午夜，这意味着时针同时指向两个不同数字。军官凝视时间时，一种"形而上的不安"攫住了他：“两种不同的时钟能否用相异数字标记同一时刻？”

这种不安的震颤正是帕慕克独树一帜作品的核心体验，他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张力常源自东西方碰撞，更多时候则来自与世界微妙脱节的宇宙性焦虑——当我们意识到现实与认知间的裂隙时。生活如此，艺术亦然。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2010）这部优美文集中，帕慕克提出小说的魔力"依赖于我们同时相信矛盾状态的能力"。每个故事中，真实与想象相互角力，它们的混合如同化学反应，使"现实的第三维度逐渐显现"。

《瘟疫之夜》是这位土耳其作家在历史虚构创作中的最新尝试，近700页的篇幅或许令人望而生畏。小说大致讲述了明盖利亚岛上一年间发生的故事——这个奥斯曼殖民地因基督教与穆斯林人口平分秋色而备受瞩目。瘟疫的爆发与西式隔离政策的实施加剧了派系分裂，故事逐渐演变为一部充满暗杀与破坏的严重政治动荡编年史，最终以血腥革命运动告终，明盖利亚宣布脱离衰落的帝国独立。

若说其中玄机，明眼人一看便知：明盖利亚纯属虚构。帕慕克将小说伪装成由奥斯曼公主帕克泽曾孙女撰写的民族主义史书——这位公主当年携丈夫（苏丹派遣的御医）驻岛期间，写给伊斯坦布尔的书信成为宫廷权谋的一手史料。读者几乎时刻难以分辨书中人物是真实存在、基于历史原型还是完全杜撰。小说一方面充斥着关于医学、宗教习俗、政府礼仪和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考据细节，另一方面又融入了爱情与侦探小说元素，通过刻意营造的文学效果来平衡沉重的现实题材，用叙述者的话说，旨在呈现"立体童话"的质感。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仍是现实映射，《瘟疫之夜》大量涉及敏感的隔离政治议题。1901年的明盖利亚，这个问题交织着阶级、种族与宗教的多重矛盾，既具有历史特殊性，又与当下产生强烈共鸣。“防疫官员不能仅靠颁布禁令和武力威胁来推行政策，还必须说服民众自愿遵守”，帕克泽公主的丈夫努里贝伊医生如是说。但现实中，即便最合理的法规也在岛上贫困的穆斯林区遭遇激烈抵制，所谓现代化官员则屡屡暴力滥权——尤以那个奉命组建防疫部队却趁机煽动叛乱的守钟军官为甚。

若这些对立情绪已令美国人敏感，那么在土耳其，它们引发的挑衅更为强烈——帕慕克自2005年被控“反民族主义”后便需保镖随行。小说将短暂的反动伊斯兰统治时期描绘为明盖利亚“瘟疫无政府状态”的最低谷，这很难取悦当局，事实上，他再次因“侮辱土耳其性”罪名面临调查。

尽管《瘟疫之夜》的政治立场无疑充满勇气，但需大量背景阐释才能理解，导致故事迟迟未能展开。细节之繁复令人咋舌——甚至用整段描写胡须上蜡的样式——而角色多为帕夏与公主，加之埃金·奥克拉普典雅的译文，文字显得迂繁考究。帕慕克显然试图以开篇的谋杀悬案增添叙事张力（帕琪泽公主与努里医生用苏丹钟爱的福尔摩斯式方法调查卫生官员遇刺案），但这条线索敷衍潦草，最终无疾而终。

最终赋予小说生命力的仍是经典的情节与事件。约至450页，庞杂信息终于沉淀，明盖利亚革命及后续内战的激荡篇章才真正展开。此刻，帕琪泽公主与努里医生从疏离的旁观者蜕变为决定明盖利亚命运的核心人物。他们的突然卷入与小说戏剧张力的爆发，恰印证了帕慕克曾深情礼赞的那种小说魔力。在《瘟疫之夜》大半篇幅中，我认为小说的关键要素仍过于理论化：历史叙事全面却沉闷，文学典故精巧却造作。但在这部巨著的尾声，作家的炼金术终显奇效，读者或将陷入那种无可名状又弥足珍贵的状态——被明知从未发生的事件彻底席卷。

出现在2022年10月8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瘟疫与革命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