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憎之物》评论：相反，她如是说 - 《华尔街日报》

2019年的莱昂内尔·施赖弗。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一项备受关注的近期民调显示，出于对报复或严厉批评的恐惧，超半数美国人已不敢自由表达观点。但旅居海外的作家莱昂内尔·施赖弗并不属于这个畏缩的大多数。多年来，她持续为《旁观者》周刊、《哈泼斯》杂志、《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撰写文章和评论（其中数十篇现已收录于《可憎之事》一书），始终以犀利的笔触剖析政治与文化现象。这种尖锐风格使她成为推特圈口诛笔伐的对象。令反对者失望的是，她并不使用社交媒体，且业界同仁始终支持她，因此这些舆论风暴并未伤及她分毫。

在小说创作中，施赖弗女士则展现了多元的主题探索，以极具戏剧张力的故事将人性倾向引向黑暗结局。例如2016年出版的《曼迪布尔家族》描绘了国家破产与社会崩溃背景下的反乌托邦家族史诗；2003年问世的《凯文怎么了》作为心理惊悚小说，讲述了一位疏离母亲与她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狂儿子的故事。后者于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蒂尔达·斯文顿主演），使施赖弗的作品获得更广泛关注。

真正让她个人声名鹊起（或曰声名狼藉）的，是2016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作家节上的亮相。她的开幕演讲既是对同行小说家的呼吁——保护创作领域免受身份政治侵蚀，也是对"文化挪用"审查新潮的猛烈抨击。同年早些时候，美国缅因州鲍登学院两名学生举办生日派对时饮用龙舌兰酒并佩戴微型墨西哥宽檐帽，校方随后以可能"构成种族刻板印象行为"为由谴责该派对主题，学生团体则抗议此举让"有色人种学生（尤其是拉丁裔及墨西哥裔）感到不安"。施赖弗向在场作家指出，鲍登学院事件折射出"过度敏感的普遍氛围"，这种氛围"以社会正义为名催生层出不穷的禁令，不仅束缚小说家的创作，更可能彻底扼杀我们的工作"。

在演讲结束时，施莱弗女士拿出一顶墨西哥宽檐帽戴在头上。她没有像自信的墨西哥街头乐手那样将帽檐齐眉戴正，而是随意地往后斜扣着。这顶帽子让她显得少女般俏皮，又带点傻气——但无论是她的着装还是演讲内容，引发的反应都毫无善意。一位愤怒的年轻作家当场离席，后来将施莱弗的演讲描述为"裹挟着傲慢、充满居高临下姿态的毒药包裹"。网络上的愤怒情绪如病毒般蔓延，这正是施莱弗在其他场合所称的"趋同性的温暖光辉"。

如果说这种挑衅与愤慨的循环如今看来已是老生常谈，那是因为这种仪式性的愤怒早已成为常态。然而书中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散文与评论提醒我们：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可憎之事》采用主题而非编年体例，阅读过程如同在时空中穿梭。在2015年之前，人们参与文化辩论和文学评论时，尚无需考虑身份政治、言论自由或性别意识形态。而2015年后，这些话题已无处可逃。

施莱弗敏锐地指出并勇敢地批判了互联网助推的进步主义教条。在2021年的《你愿意让伦敦被像我这样的美国人占领吗？》中，她指出尽管有"没有人是非法的"这种轻率口号，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会对大规模移民报以纯粹欢迎。“我们是具有政治和领地意识的物种，“施莱弗写道，“当外来者数量适中时，多数人都能展现友好，但当外来人口多到仿佛要接管一切时，人们就会抗拒。“在2020年新冠疫情首次封锁和"黑人的命也是命"暴力抗议后写就的《我们曾经安好不意味着永远安好》中，她抨击西方各国政府在封锁经济前未做任何成本效益分析，同时讽刺那些"觉醒的白人活动家一边将’白人特质’妖魔化为万恶之源，一边神奇地认为这不会导致自我妖魔化”。

她2016年撰写的文章《他、她和它》表达了对跨性别意识形态不合逻辑的愤懑——该理论认为生物学无足轻重甚至虚无缥缈，主张不符合刻板性别印象的儿童必须接受激素和手术改造。这篇与《骇人听闻》文集里其他几篇文章一样，展现了施赖弗女士柔软的一面。文字中的她令人敬畏（她始终如此），但显然也和我们一样有着丰富情感。我们了解到，在兄弟堆里长大的假小子玛格丽特·安·施赖弗从未热衷扮演女孩角色，15岁时便改了名字。如同她这代人的许多叛逆者（施赖弗现年65岁左右），她带着些许不安意识到：若在当今时代，自己这样的女孩很可能会被送去接受变性治疗。除却个人逃脱的庆幸，她从哲学层面更感到这个命题令人愤慨：“他们说跨性别女性可能生为男性，但’感觉像’女性，“她写道，“并非我故意抬杠，但我根本不知道’作为女性的感觉’是什么——尽管我就是女性。”

施赖弗女士广博的好奇心、自由主义的倾向以及跨大西洋的生活轨迹（主要定居英国，在北爱尔兰生活逾十年），使她成为挑战正统观念的罕见声音——这正是许多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标榜却未能践行的。与如此睿智坦率、不落窠臼的思想者神交，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本文撰稿人格登夫人著有《魔法时刻：分心时代朗读的神奇力量》

出现在2022年10月3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相反，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