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的军事纪律 - 《华尔街日报》
Thomas E. Ricks
民权运动因其激昂的言辞和坚定的信念被铭记,但它还具备社会运动成功的另一关键特质:纪律性。马丁·路德·金曾说:“我们热爱和平的人必须像战争鹰派那样高效组织起来。“虽然这场运动并非拥有统一指挥体系的传统军队,但可以用军事视角来审视。十余年间,一支纪律严明的群众队伍为超越个人利益的崇高事业展开了有组织的斗争。许多人牺牲,更多人流血,数千人锒铛入狱。活动家们在开展运动时,常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同时承受巨大压力并频繁遭遇暴力袭击——这些境况与战争颇为相似。
该运动在两项基础但平淡的军事工作上表现出色:招募与培训。例如1963年4月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废除种族隔离运动陷入低迷时,战略家詹姆斯·贝维尔采取了非常举措。他邀请两位黑人电台DJ——谢利"花花公子"斯图尔特和"高个保罗"怀特——通过节目召集当地学生领袖(橄榄球队长、啦啦队长、学生会主席)参加午餐会,贝维尔在会上宣讲民权运动的理念。这些有影响力的学生随后招募了数百名参与者。
学生游行扭转了伯明翰的斗争局势,特别是在1963年5月2日,一千多名年轻人被捕导致城市监狱人满为患。年轻游行者们接受了严格训练,学习如何以纪律性非暴力方式抗议。“我们从不盲目行动,“参与过约20次抗议的格温德林·甘布尔回忆道,“每次都有详细指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行进路线…我们的行动精确到分钟:‘你们有5分8秒时间抵达目的地’"。
1963年,詹姆斯·贝维尔牧师手持扩音器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向示威者发表讲话。图片来源:比尔·哈德森/美联社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在佐治亚州多尔切斯特建立了一所招募与培训学校。该组织锁定了188个黑人占多数却鲜有黑人选民的南方县市。活动家们请当地黑人领袖推荐那些可能未受过教育但展现出潜力——智慧、信念与活力——的男女青年。这些学员被邀请到学校参加为期一周的课程,学习如何组织会议、拨打长途电话或与敌对的白人警长交涉。结业后他们返回社区,发起运动所称的"良性抗争”。1960年代至少有7000人毕业于多尔切斯特学校,成为民权运动的中坚力量,犹如美军中士官——这支职业军队的脊梁。
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导师之一是1928年出生的神学生詹姆斯·劳森。1950年代他因拒服兵役入狱,后赴印度研习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方法。1960年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静坐运动开始前,劳森花费数月向大学生骨干讲授梭罗对美国政府的抵抗、美国废奴主义者、德国反纳粹运动以及甘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斗争。他还融入中国哲学思想,最终以基督教信仰作为精神内核。
一旦基本准则传授完毕,志愿者们便开始实践。晚间训练中,他们围坐长桌模拟午餐柜台场景,其他学生则扮演骚扰他们的白人。后来成为马丁·路德·金亲密伙伴的C.T.维维安回忆道:“我们真的会往人身上泼咖啡,把椅子从他们身下踢开。“学生们学习如何"承受打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从而能够忍受"被吐口水仍保持尊严回应”。
劳森随后展开侦察行动,派两三名黑人学生前往实行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试探反应。实际静坐示威是复杂的战术行动。1960年2月13日飘雪的清晨,124名学生被派往纳什维尔市中心伍尔沃斯、S.H.克雷斯和麦克莱伦廉价商店的三处午餐柜台。他们如同民权运动中的空降兵——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的志愿者精英部队,悄无声息地降临在毫无戒备的目标地点。其他年轻人作为观察员部署在抗议边缘地带,详细记录情况并通过跑腿者将信息传回总部。他们还负责在暴徒袭击抗议者时报警,以剥夺当局"无人告知现场情况"的借口。
1961年,活动家詹姆斯·劳森(左)在阿拉巴马州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盖蒂图片社在纳什维尔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名年轻白人男子突然转身,朝田纳西州立大学黑人学生利奥·利拉德脸上吐口水。利拉德保持低调回应道:“先生,您有手帕吗?“那人下意识摸向口袋,随即猛然收手骂道:“见鬼,才没有。”
当警方逮捕静坐示威者时,劳森派出了第二波学生。待这批人又被押走后,他继续派出第三梯队。此时警方停止了逮捕,很可能是因为监狱收容系统已满。即便如此,劳森仍未动用全部预备力量——还有数百名志愿者在附近教堂待命。
民权游行同样需要漫长而周密的筹备。1965年2月至3月,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游行者以社区为单位行进。这种方式确保彼此相熟,既增强了凝聚力,也便于识别混入的线人和挑衅者。当黑人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参与塞尔玛游行时,他们高举牙刷,表明已做好入狱准备。
1963年8月向全美展现民权运动的"华盛顿大游行"堪称后勤奇迹,当日通过巴士、铁路和航空运送25万人进出首都。在普遍担忧暴力的氛围中,组织方从全国招募了2000名黑人警官维持秩序。这些警官身着白衬衫蓝长裤,因跨辖区执勤未配武器,但接受过冲突降级培训并携带手铐。这场游行不仅零暴力,甚至未逮捕任何参与者。
从1955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到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再到塞尔玛游行,每一项民权运动的终极目标都不是胜利而是和解。这使得争取中立派——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的支持至关重要。例如,伯明翰的小规模黑人中产阶级起初并不支持当地的民权运动,但组织者仍向他们通报行动细节,让他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
1963年春末运动在该市取得胜利后,领袖们提前致电实行种族隔离的餐厅,询问当天黑人顾客何时前来较为合适。这既是礼节体现,也是高明策略。这场运动本质上是在教导南方白人如何适应废除种族隔离后的新世界。正如运动中最受欢迎的圣歌所唱,他们深知如何紧盯目标。
本文节选自里克斯先生的新书《打响正义之战:民权运动军事史(1954-1968)》,该书将于10月4日由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出版。
原文载于2022年10月1日印刷版,标题为《民权运动的军事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