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哲学家在职场世界中找到了目标 - 《华尔街日报》

1943年，两位本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西蒙娜·薇依——身处饱受轰炸的伦敦，寻找医疗工作以支援战争。尽管未曾谋面，他们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异国出生，其行为方式也令旁人觉得格格不入。

关键在于，两人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式而言同样都是"异乡客"，尽管哲学是他们主动选择的志业。出生于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与来自法国的薇依坚持认为，哲学必须被"活出来"（或用学术术语称为"具身化"），为此他们远离学院派，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与工作。当大多数人在劳动节休假时，或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思考这些抽象思想家——他们将几乎等同于冥想的精力，同样倾注于体力劳动。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物质世界的吸引力最先显现。他原本立志成为机械工程师。在曼彻斯特攻读航空学研究生期间，他发明的发动机助推了直升机发展；短暂转行建筑师时，他为姐姐设计的房屋连门把手都亲力亲为，其凌厉的线条让包豪斯风格都显得巴洛克式浮夸。

然而在接触到伯特兰·罗素的著作后，维特根斯坦转向了哲学。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逻辑哲学论》既震慑又启迪了数代哲学家（以及艺术家和音乐家）。这部一战期间于奥匈军队服役时写就的著作，用一系列简洁命题阐述了世界本质与语言界限。他自信地宣称这些命题如同梯级：读者攀登后便可"扔掉梯子"。

维特根斯坦著作中关于建筑的隐喻并非偶然。他带着锤子进入哲学领域，不仅是为了摧毁假设，更是为了构建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那个世界是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并逐渐理解的。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工作不仅包括坐在小屋里思考重大问题，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样，还包括与建造小屋的劳动者合作。

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巨大财富，通过制作板条箱来筹集度假费用。他两次在修道院当园丁，其中一次住在园艺棚里，并为修理同事的厕所感到非常自豪。他的工艺总是非常细致，例如在战争期间担任实验室技术员时，他完善了一种质量极高的药膏。

维特根斯坦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包含了他从体力劳动世界中汲取的著名例子。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语言游戏”，旨在打破读者对语言的条件反射式假设。在一个例子中，他描述了建筑工人A通过单个单词从助手B那里获得所需的行动。例如，A发出命令“石板！”，B就从一堆石板中取出一块石板。

看起来“石板！”只是“给我拿一块石板！”的简写。但维特根斯坦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反过来把‘给我拿一块石板！’这句话称为‘石板！’的加长版呢？”

维特根斯坦称这些练习为“游戏”，但它们比娱乐更有意义。它们揭示了词语只有在我们发现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时候才有意义。维特根斯坦向我们保证，在那一刻，我们的“哲学困惑”就会烟消云散。

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雷·蒙克写道，他想要对抗哲学家们，捍卫我们“对世界的普通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哲学思想始终与他和其他人劳动的世界紧密相连，无论是具体还是抽象的工具和材料，都被用于建设性的目的。

西蒙娜·薇依1936年在西班牙的照片。图片来源：布里奇曼图像与维特根斯坦一样，西蒙娜·薇依对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工作日里给高中生教授哲学，周末则为矿工和工厂工人讲授经济学和文学。

她既是工人活动家又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工人都必须继承“人类文化的遗产”。但文化是双向的。“人类最大的错误，”薇依指出，“是用推理代替发现。”

薇依对哲学家的使命有着严格的要求。她宣称，哲学“完全是行动和实践的事情”。此外，尽管哲学关乎行动，但这种行动始终与真理相连。而真理，薇依坚持认为，必须“总是关于某事的真相”——即那些被经历、被体验的事物。

在不教授工人时，薇依寻求向他们学习。为了换取一位渔民的数学课，她在他的拖网渔船上工作。某个夜晚的风暴中，她拒绝了渔民让她为安全绑好自己的要求，坚持说：“我一向尽职尽责。”

她还在农场尽职尽责地劳作，铲粪肥、挖甜菜、堆干草。在农活间隙，她不断追问这家人生活的细节——执着到对方很快就不再需要她的帮助。责任感还驱使薇依下到矿井工作。尽管近视又笨拙，她仍坚持使用矿工的 pneumatic drill（风钻）。当钻头开始拽着薇依沿煤层滑动时，矿工夺回了工具。

最终她停教一年，在巴黎周边的工厂做工。在这些昏暗嘈杂的厂房里，被束缚在机器前重复无数相同动作的境遇中，薇依发现了le malheur（苦难）。这种身心双重折磨的状态，通过无休止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将人贬低为机械般的存在。薇依意识到，这种工作几乎让人无法思考。事实上，要终结痛苦，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停止思考——对她而言，这才是终极悲剧。

维特根斯坦和薇依都未将工人反抗视为解决之道。薇依警告说"革命"是"一个为之杀戮、为之赴死、驱使劳动群众送命，却毫无实质内涵的词汇"。但两位哲学家都强调思想对赋予人类活动以意义的重要性。

薇依告诫学生：“若停止思考这些，你就成了现状的共谋。“而维特根斯坦从不轻视"生命意义"这类命题。他坚称这是"人类心灵倾向的见证，我不得不深怀敬意，即便赌上性命也不敢嘲弄。“他定会认同薇依的信念：人应当"知晓自己在创造什么，若有可能，还应目睹其用途——见证自然如何因他改变。每个人的劳作都应成为其沉思的对象。”

对这两位思想家而言，将我们的头脑与双手并用是一种责任，如此我们自身的力量才能与世界那抗拒的齿轮啮合。工作密谋着将我们重新连接到那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也许，这也应成为劳动节之际的沉思对象。

扎雷茨基先生是休斯顿大学荣誉学院教授，著有《胜利永不持久：瘟疫时期的阅读与照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阿利格先生是职业心理咨询师，莱斯大学讲师，著有《反工作：对其问题、真相与解决方案的心理考量》（劳特利奇出版社）。

刊登于2022年9月3日印刷版，标题为《两位哲学家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