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而非不平等，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

与传统观点相反，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收入分配中最剧烈和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并非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是底层60%家庭收入者之间收入平等化的显著增长。

1967至2017年间，政府对底层20%家庭的实际转移支付激增了269%，而中等收入家庭同期的税后实际收入仅增长154%。这使美国底层60%人群的收入基本趋于均等化。这种由政府推动的平等化导致低收入家庭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暴跌，并引发民粹主义政治重组，正在瓦解自193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政坛的联盟。

我们通过论证人口普查局的收入统计存在两大缺陷——既未将三分之二的联邦、州和地方转移支付计入受助者收入，也未将已缴税款视为纳税人的收入损失——驳斥了所谓"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迷思。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方法将最高与最低20%收入者间的差距夸大了300%以上，并宣称1967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21%，而实际下降了3%。

修正普查收入数据后，我们最重大的发现并非顶层与底层差距被高估，而是美国底层60%家庭间惊人的收入均等化——无论就业状况如何。2017年适龄劳动家庭中，底层20%平均仅赚取6,941美元，就业率仅36%。但计入转移支付并扣除税款后，这些家庭平均收入达48,806美元。第二档家庭平均赚取31,811美元，就业率85%，但税后加转移支付收入为50,492美元，仅比最底层高出3.5%。中间档家庭收入66,453美元，就业率92%，但税后实际可支配收入61,350美元，仅比最底层多26%。

即使这些数字也无法反映全貌。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中，平均每户仅有1.92人居住。第二和中间五分之一家庭的成员数分别为2.41人和2.62人。经过家庭人口数调整后，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人均收入为33,653美元。第二和中间五分之一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别为29,497美元和32,574美元。最惊人的发现是：按人均计算，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第二五分之一家庭高出14%，比中等收入家庭高出3.3%。

需注意的是，虽然人均比较法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会夸大家庭规模的影响。两人共同生活比分开居住能以更低成本实现相同物质生活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一项国际通用的家庭规模调整指标，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其补充贫困衡量标准中也采用类似调整方法。由于两种调整方法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下文我们直接取两者的平均值。

附近图表对比了美国收入最低三个五分之一家庭的税后及转移支付后收入，分别呈现了未调整家庭规模、人均计算、以及经OECD与人口普查局家庭规模调整平均值三种情况。我们发现，经调整后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第二五分之一家庭高出2,401美元（6.6%），仅比中等收入五分之一家庭少3,306美元（7.8%）。

第二收入分位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底层五分位家庭的近五倍，因为其适龄工作成员数量是后者的2.4倍，且每位劳动者平均工时多80%。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则达到十倍差距，其适龄人口就业比例高出2.6倍，人均工时翻番。但若计入税收、转移支付和家庭规模因素，美国底层60%家庭的税后实际收入基本持平。

鉴于扶贫战争以来转移支付的激增，最底层五分位适龄人口就业率从1967年的68%暴跌至2017年的36%并不令人意外。当不工作获得的转移支付与工作收入相差无几时，只有将强制工作作为领取经济状况调查福利的前提条件，才能促使这些人重返劳动力市场。尽管官方统计忽略了三分之二的转移支付，也未体现其造成的收入均等化效果，但那些为生计奔波的美国民众心知肚明。尽管民主党人竭力煽动对富人的怨恨，但你上次听到劳动者抱怨美国有人致富是什么时候？工薪阶层的敌意正日益指向这个让不劳而获者与其生活水平相当的制度。

这种合理的愤懑正是当今美国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它正在撕裂福利依赖者与蓝领工人之间本就脆弱的民主党政治联盟。这种趋势早在1980年代就以"里根民主党人"的形式萌芽，并在特朗普的蓝领政治基础中完全显现。如今它正推动以中产为主的拉美裔选民进行政治重组。

政府制造的收入平等侵蚀了自力更生、工人自豪感和劳动力参与度，破坏了美国繁荣的根本基础。一个民主社会不会有意容忍这种情况。

格拉姆先生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厄利先生曾两次担任劳工统计局助理局长。本文改编自他们即将于9月15日出版的新书《美国不平等的神话》。

照片：盖蒂图片社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30日印刷版，标题为《问题在于收入平等，而非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