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帝国》书评：强国强教育——《华尔街日报》

柏林洪堡大学主楼前，矗立着全面教育理念的强力倡导者威廉·冯·洪堡（1767-1835）的雕像。图片来源：法比安·索默/图片联盟 via Getty Images19世纪前，高等教育仅致力于培养专业人才与传承文化经典，人们并不期待大学会致力于探索新知。这一局面在19世纪的德国发生了改变。拿破仑军队征服欧洲德语区后，服务于国家的教育计划开始实施。学者兼公务员威廉·冯·洪堡为各级教育设计了一套强有力的方案。

在洪堡式大学里，师生共同追求"Wissenschaft"（广义上的系统化学问，包括人文学科）。这种追求催生了我们如今所称的"学术自由"——即不受限制地探索真理的能力。对洪堡而言，高阶研究需以博雅教育为基础。学生应自由选择研习方向，研究或许需要专业化，但每个人都应先广泛涉猎文理各学科。

在《思想帝国》中，威廉·C·柯比通过聚焦三个时空背景——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与21世纪的中国，对各时期代表性院校进行案例研究，从而梳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史。作为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史学者及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推动者，柯比在这部应时之作中，深刻阐释了成为以创造新知为使命的世界顶尖大学所需的核心要素。

到19世纪最后25年，来自欧洲各地和美国的学者都被吸引到了德国的大学。建立在广泛知识基础上的研究研讨会或实验模式，成为了渴望在天文学、化学到社会学和历史等领域取得新发现的大学的标准。柯比先生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大学如何被政治事件打乱，以及它们在纳粹时期几乎被摧毁的过程。他特别深刻地洞察了柏林大学的轨迹如何与重大世界事件相交——从共产主义东德的建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统一。柯比先生还描述了近年来，国家政府如何努力使德国高等教育再次成为世界领导者。

美国的机构在20世纪初开始效仿德国的同行，始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意味着投资于研究密集型的研究生项目，并招聘和留住那些出版物（和发明）将在校园之外产生效果和影响的教师。大笔资金流向了拥有强大研究生项目的大型学校，特别是在科学领域。政府资金与工业和慈善事业相结合，支持通常具有重大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柯比先生对这种对精英研究生教育的强调对美国教育更广泛的影响说得很少，他也没有提到研究型大学追求更高排名与它们依赖兼职、低薪教师教授本科生课程之间的关系。

杂志排名，柯伟林认为这根本不成问题。他坚信排名能显示哪些研究型大学属于"世界一流"或顶尖学府。“从红酒、酒店到洗碗机，所有东西都有评分或排名，“他写道，“大学为何不可？“即便香港大学一年内跃升15个名次，他对院校简单分级体系的信念也毫不动摇。全书鲜少探讨学校排名变化的原因，《思想帝国》也未提及追逐高排名会如何改变高校的研究、教学或用人机制。

但书中详细展现了中国大学如何实现大规模人才培养，并在STEM领域取得前沿突破。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中国高校在校生不足90万；到2020年已达4000万。中国高等教育的振兴，加上美国大学在华分校的存在，共同促成了巨变。强大的研究型大学总是与发展中的经济体、以及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国家文化相伴而生，19世纪的德国如此，美国与中国亦然。柯伟林质疑这种关联能否持续。

“当今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柯伟林指出，“并非来自海外竞争，而是国内阻碍。“在他看来，政府审查强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以及转向丝绸之路而非西方高校合作的举措，正将中国大学引向衰败。强制学生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思想提供的"实在是清汤寡水”。他暗示中国教育机构潜力巨大，但政府可能正在挥霍这种优势。

柯比先生对美国大学的未来同样不抱乐观态度。令人惊讶的是，他既未提及美国国家审查制度的危害，也未讨论美国校园学术自由面临的无数威胁。他所提供的，是对加州大学系统资金削减的严峻描述，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柯比先生的研究以警告作结：“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先地位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美国在支持公立高等教育方面日益增长的吝啬。”

大学实际上并不像美酒或洗碗机，但它们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柯比先生的著作展示了强国与推动知识进步、培养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大学相结合所产生的催化作用。现在，这种作用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罗斯先生是卫斯理大学的校长。他最近的著作包括《超越大学：文科教育为何重要》。

刊登于2022年8月25日印刷版，标题为《强国，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