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紧急情况》——黛西·希尔德（《华尔街日报》）

“万物皆有灵性，”黛西·希尔德亚德在她令人振奋的新书《紧急状态》开篇写道，这句话既是道德准则，也是美学宣言。这部融合小说与自传的混合作品——副标题为“田园小说”——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生动描绘了英国乡村的生活，她对邻里人物、当地动物乃至植物的命运戏剧不加区分。因此，这本书中的角色构成了一个跨越物种的多元群体，彼此联系紧密却难以完全理解。希尔德亚德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部不以故事形式呈现，而是作为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存在的小说。

她如何在不拟人化的情况下接近非人类生命？希尔德亚德巧妙地结合了记忆、诗意观察和矛盾心理。例如，叙述者回忆了她与一位突然被诊断出癌症的同学友谊的变化。与她朋友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附近农场一头性情多变的小母牛的命运，它的未来取决于它的繁殖能力。在这些线索中交织在一起的——并在叙述者的意识中占据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对银莲花和野蒜争夺森林地面控制权的缓慢战争的描述，或是一棵被孢子和真菌占据的巨大死灰树的隐约存在，“以至于它的死亡被生命所辐射”。

在某些关键处，希尔德亚德女士会拓宽视角，揭示那些更庞大却不易察觉的相互依存网络。村庄的经济命脉系于一座砂石矿场，这使得所有居民都受制于供应链的反复无常。叙述者透露，她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避难时记录这些回忆的——这场疫情以最惨烈的方式证明了"世界已陷入致命的互联"。

正是在《紧急状态》这些散文化段落中，文字偶尔会陷入相对陈腐的政治评论语言（比如那些对"白人文化"忧心忡忡的提及显得生硬突兀）。这些片段之所以显得突出，恰恰反衬出全书整体的独创性与先知气质。在一个精彩段落里，叙述者发现一窝凤头麦鸡蛋正产在土路车辙印中，而农民必将驾车经过此处。母鸟以令人惊叹的飞行姿态与鸣叫声转移叙述者对鸟巢的注意，却因持续在相同地点产卵而违背了自己的保护本能。周复一周，叙述者目睹着这种华丽却注定失败的母性仪式。“她试图欺骗我，“希尔德亚德写道，“运用我语言内外各种奇特的交流形式，挑战着我所理解的理性。“以人类视角观之，这种循环事件阴暗而无意义，但《紧急状态》的美妙之处正在于它试图窥见一种更广阔的意义范式——这种范式包容却又不限于人类认知。

贝尔纳多·阿特萨加在《石上流水》中串联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至近现代，主要围绕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乌加特小村庄里一群熟人的生活展开。开篇短篇中，镇上敏感的面包师侄子在学校遭遇事故后突然失语。随后的故事记录了一场当地野猪狩猎引发的悲剧后果，以及随之酝酿的迟来复仇。到了2017年，当所有人都已长大离散时，我们读到某位村民女儿与阑尾炎进行的生死搏斗。

引人注目的是，阿特萨加先生虽提及了重大地区危机——佛朗哥独裁统治、劳工罢工甚至恐怖活动——却基本将其搁置一旁，将故事重心放在家庭琐事或个人执念上。这些故事本身虽引人入胜，但因过于平静且视角狭窄，令人难以察觉共享人名之外的内在联系。在后记中，阿特萨加略带辩护地解释其核心主题是友谊。这说法固然合理，但坦白说，我完全没能领会这点。

真正萦绕我心的，是这本书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相互依存关系。阿特萨加曾表示他先用巴斯克语（Euskera）创作，后在友人协助下完成西班牙语译本。《石上流水》英文版则由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和托马斯·邦斯特德翻译。这本书能抵达美国读者手中，堪称集体智慧的结晶。

西迪克·福法纳短篇集《楼下房客的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哈莱姆区班纳克公寓——一座因中产阶层化导致租金暴涨的旧楼。女服务员兼单身母亲咪咪通过接发造型和兜售尿布拼命补缴欠租；另一位单身母亲达拉斯女士是所面临关闭威胁的中学教辅人员；12岁的纳吉则在地铁站靠跳舞挣零钱。共同的经济困境并未让租户团结，反而催生了相互攀比、怨恨与闲言碎语，人人都害怕在邻居面前显露贫穷或软弱。这些角色在最需要帮助时，反而以愤怒的姿态保持独立。

正是这些声音的独特性，使得福法纳先生的处女作成为一项杰出成就。每个第一人称故事都以生动的方言写成，通过这些方言，角色的背景、个性——以及令人动容的命运——得以展现。对话的非正式性意味着绝望常常以讽刺的幽默方式表达。达拉斯女士评论说，她课堂上教授的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是喜剧，“那意味着到最后每个人都会结婚，但对我来说，人们结婚没什么好笑的。如果有的话，那是严肃的，还伴随着哭泣。”美国口语在当代小说中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商品，能在这里找到如此生动的例子真是令人欣喜。

刊登于2022年8月20日印刷版，标题为《英格兰乡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