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紧急情况》——黛西·希尔德(《华尔街日报》)
Sam Sacks
“万物皆有灵性,”黛西·希尔德亚德在她令人振奋的新书《紧急状态》开篇写道,这句话既是道德准则,也是美学宣言。这部融合小说与自传的混合作品——副标题为“田园小说”——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生动描绘了英国乡村的生活,她对邻里人物、当地动物乃至植物的命运戏剧不加区分。因此,这本书中的角色构成了一个跨越物种的多元群体,彼此联系紧密却难以完全理解。希尔德亚德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部不以故事形式呈现,而是作为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存在的小说。
她如何在不拟人化的情况下接近非人类生命?希尔德亚德巧妙地结合了记忆、诗意观察和矛盾心理。例如,叙述者回忆了她与一位突然被诊断出癌症的同学友谊的变化。与她朋友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附近农场一头性情多变的小母牛的命运,它的未来取决于它的繁殖能力。在这些线索中交织在一起的——并在叙述者的意识中占据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对银莲花和野蒜争夺森林地面控制权的缓慢战争的描述,或是一棵被孢子和真菌占据的巨大死灰树的隐约存在,“以至于它的死亡被生命所辐射”。
在某些关键处,希尔德亚德女士会拓宽视角,揭示那些更庞大却不易察觉的相互依存网络。村庄的经济命脉系于一座砂石矿场,这使得所有居民都受制于供应链的反复无常。叙述者透露,她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避难时记录这些回忆的——这场疫情以最惨烈的方式证明了"世界已陷入致命的互联"。
正是在《紧急状态》这些散文化段落中,文字偶尔会陷入相对陈腐的政治评论语言(比如那些对"白人文化"忧心忡忡的提及显得生硬突兀)。这些片段之所以显得突出,恰恰反衬出全书整体的独创性与先知气质。在一个精彩段落里,叙述者发现一窝凤头麦鸡蛋正产在土路车辙印中,而农民必将驾车经过此处。母鸟以令人惊叹的飞行姿态与鸣叫声转移叙述者对鸟巢的注意,却因持续在相同地点产卵而违背了自己的保护本能。周复一周,叙述者目睹着这种华丽却注定失败的母性仪式。“她试图欺骗我,“希尔德亚德写道,“运用我语言内外各种奇特的交流形式,挑战着我所理解的理性。“以人类视角观之,这种循环事件阴暗而无意义,但《紧急状态》的美妙之处正在于它试图窥见一种更广阔的意义范式——这种范式包容却又不限于人类认知。
贝尔纳多·阿特萨加在《石上流水》中串联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至近现代,主要围绕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乌加特小村庄里一群熟人的生活展开。开篇短篇中,镇上敏感的面包师侄子在学校遭遇事故后突然失语。随后的故事记录了一场当地野猪狩猎引发的悲剧后果,以及随之酝酿的迟来复仇。到了2017年,当所有人都已长大离散时,我们读到某位村民女儿与阑尾炎进行的生死搏斗。
引人注目的是,阿特萨加先生虽提及了重大地区危机——佛朗哥独裁统治、劳工罢工甚至恐怖活动——却基本将其搁置一旁,将故事重心放在家庭琐事或个人执念上。这些故事本身虽引人入胜,但因过于平静且视角狭窄,令人难以察觉共享人名之外的内在联系。在后记中,阿特萨加略带辩护地解释其核心主题是友谊。这说法固然合理,但坦白说,我完全没能领会这点。
真正萦绕我心的,是这本书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相互依存关系。阿特萨加曾表示他先用巴斯克语(Euskera)创作,后在友人协助下完成西班牙语译本。《石上流水》英文版则由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和托马斯·邦斯特德翻译。这本书能抵达美国读者手中,堪称集体智慧的结晶。
西迪克·福法纳短篇集《楼下房客的故事》中的人物,生活在哈莱姆区班纳克公寓——一座因中产阶层化导致租金暴涨的旧楼。女服务员兼单身母亲咪咪通过接发造型和兜售尿布拼命补缴欠租;另一位单身母亲达拉斯女士是所面临关闭威胁的中学教辅人员;12岁的纳吉则在地铁站靠跳舞挣零钱。共同的经济困境并未让租户团结,反而催生了相互攀比、怨恨与闲言碎语,人人都害怕在邻居面前显露贫穷或软弱。这些角色在最需要帮助时,反而以愤怒的姿态保持独立。
正是这些声音的独特性,使得福法纳先生的处女作成为一项杰出成就。每个第一人称故事都以生动的方言写成,通过这些方言,角色的背景、个性——以及令人动容的命运——得以展现。对话的非正式性意味着绝望常常以讽刺的幽默方式表达。达拉斯女士评论说,她课堂上教授的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是喜剧,“那意味着到最后每个人都会结婚,但对我来说,人们结婚没什么好笑的。如果有的话,那是严肃的,还伴随着哭泣。”美国口语在当代小说中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商品,能在这里找到如此生动的例子真是令人欣喜。
刊登于2022年8月20日印刷版,标题为《英格兰乡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