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十字路口》评论:从辉煌到废墟再到平庸——《华尔街日报》
David Pryce-Jones
弗兰斯·格菲尔斯的《维也纳解围》约1683-1694年。图片来源:德阿戈斯蒂尼/盖蒂图片社从13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着以维也纳为首都的奥匈帝国。几个世纪以来,该家族的另一支系统治着以马德里为首都的西班牙帝国。没有其他皇室能拥有与哈布斯堡家族比肩的统治记录。作为发人深省的纪念,维也纳市中心嘉布遣会教堂的地下墓穴安放着149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棺椁,其中12位是皇帝。
哈布斯堡皇帝们在各方面都极为保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维护现状。作为真正的反动派,他们拥有一支执行必要任务的军队。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是教皇的捍卫者。自由派永远无法判定谁是最残暴的臣民压迫者——是哈布斯堡皇帝、罗曼诺夫沙皇还是奥斯曼苏丹。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曾言:“整张地图上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能指着说:‘那里奥地利做过好事!’“此言赢得满堂喝彩。《泰晤士报》主编、舆论权威亨利·威克姆·斯蒂德主张废除哈布斯堡君主制,他写道:"‘奥地利’这个名字意味着一切扼杀民族灵魂的手段——用微薄福利腐蚀民众,剥夺其良知与信仰自由,瓦解其坚韧品格,使其背离理想追求。”
当君主制被废除时,惋惜之声寥寥无几。伊尔莎·巴雷亚在《维也纳》(1966年出版)中对这座城市及其生活进行了最为公正的描述,却也只是将哈布斯堡王朝的表面现象一笔带过。1918年末,君主制正转变为共和国之际,身为社会主义者的伊尔莎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当警察开火时,她坚守原地,目睹其他人逃进一条小巷。
安格斯·罗伯逊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维也纳的历史》一书中,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正名,给予他认为应得的赞誉。作为一名记者,他曾就职于奥地利广播公司,并因贡献获得该国最高荣誉勋章。之后他成为英国议会议员,继而又进入苏格兰议会。作为作家,他惯用最高级表述。哈布斯堡宫廷是"欧洲最强大、最宏伟的宫廷之一”。玛丽亚·特蕾莎女皇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战时坚持写日记的公务员约瑟夫·舍纳成为"奥地利战后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更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战役"。
《从格塞恩眺望美景宫,维也纳》约1759年,贝尔纳多·贝洛托作。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罗伯逊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伟大的关键在于其纯粹的延续性及随之而来的稳定性;他甚至将其归因于一种使命感。1618年至1638年持续三十年的战争——被他典型地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该条约确立了国家政治与宗教主权,至今仍是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伯逊断言,自此"维也纳作为重要外交首都的地位已然明朗"。
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性成就在于成功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在匈牙利边境,奥斯曼占领时期留下的清真寺和宣礼塔至今仍矗立着。奥斯曼人称维也纳为"金苹果",1683年,一支15万大军围攻该城。局势一度岌岌可危。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指挥"史上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扭转了战局。
罗伯逊先生将维也纳誉为文明十字路口的评价确有道理。如今的维也纳军械库博物馆墙上,镌刻着那些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力并获得爵位的法国或爱尔兰裔冒险家与雇佣兵的名字。例如爱尔兰人弗朗西斯·塔夫成为陆军元帅并执行外交任务,他的后裔第十一代塔夫子爵——人称爱德华·格拉夫·冯·塔夫——曾两度出任奥地利首相。
1664年,埃夫利亚·切莱比作为奥斯曼外交使团成员造访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在其开创性著作《穆斯林对西方的发现》(2000年)中,揭示了切莱比的非凡之处。这位探险家兼旅行作家以开放心态观察世界。当其他奥斯曼旅行者或大使对欧洲事物充满优越感时,他却怀着好奇心记录下建筑、大教堂、钟表和医学。但即便如此,他仍发现了一件惊人之事:“若皇帝在街上遇见女性…他会保持礼貌姿态。女子向皇帝致意后,皇帝会脱帽还礼。“又过了一个世纪,莫扎特才在歌剧中将奥斯曼土耳其人塑造成贵族或小丑形象。
许多英国男女留下了他们在维也纳的所见所闻记录,罗伯逊先生大量引用了这些资料。其中一位是18世纪著名的才女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她是英国大使爱德华·蒙塔古的妻子。玛丽夫人发现哈布斯堡皇帝态度非常殷勤,而皇后则“迷人”。19世纪20年代初,嫁给英国大使馆牧师的玛莎·威尔莫特目睹了皇帝和皇后在圣周四为12位老妇人和12位老人洗脚的仪式。1848年欧洲动荡时期担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威廉·亨利·斯泰尔斯写下了一部被描述为经典的著作,因为它揭示了“美国对外国革命的原则和实践”。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是一场盛会,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实现了看似持久的和平,并支持了哈布斯堡家族是外交大师的论点。实际上,18岁的弗朗茨·约瑟夫在1848年革命后登上王位,并给予首相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自由,以建立一个传统压抑的社会,这激怒了威克姆·斯蒂德等人。当时,帝国各地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匈牙利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与德语多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相协调。在成为所有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及其帝国开战。1866年克尼格雷茨战役的惨败使哈布斯堡帝国任由事态摆布。1914年,一颗子弹致命地击毙了一位奥地利大公。这足以摧毁帝国。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品行高尚但能力有限,更不幸的是命运多舛。他的妻子遇刺身亡,皇储儿子带着情妇双双自杀。“我历尽劫难”,他曾如此自述。尽管如此,他统治下的维也纳仍孕育了小约翰·施特劳斯、马勒、莱哈尔、弗洛伊德、勋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卡尔·克劳斯、斯蒂芬·茨威格等文化巨匠,以及数百万文明市民。文学巨著《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年)的作者约瑟夫·罗特至死都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
奥地利共和国尚未有机会证明自己就遭遇剧变。希特勒向舒施尼格总理透露入侵意图的场景"堪称外交史上最荒诞的羞辱场面之一”。这位德国民族主义者腐蚀了一个甘愿堕落的国度,其大规模屠杀与战争暴利计划几乎未遭任何抵抗。罗伯逊先生特别致敬了鲜为人知的道德楷模——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他签发的前往上海的救命签证拯救无数生命。领事馆被纳粹关闭后,他自费另建领事机构继续救人。
罗伯逊写道,1945年后盟军将维也纳划分为占领区,这里遂成为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第三个人》中那个谍影重重的国际间谍之都。书中专章讲述了菲尔比等叛逃者、情报人员和叛徒的故事。苏联人在其占领区竖起"解放维也纳"的红军战士雕像,基座高度刻意超过周边建筑。这个屈从的象征至今矗立,无声诉说着民族性格的隐痛。
1970至1983年间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布鲁诺·克赖斯基竭力将"奥地利人曾是希特勒狂热拥趸"的真相扭曲为"他们是纳粹受害者"的谎言。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走得更远——这位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总统,在二战期间作为德国国防军参谋在巴尔干半岛服役三年,现有证据表明其犯有战争罪行。尽管1987年美国司法部将瓦尔德海姆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但他从未表现出任何愧疚与悔悟,一直执政至1992年,为同胞树立了逃避历史责任的"典范”。
罗伯逊对当代维也纳的描写明显带有宣传色彩,字里行间透着一厢情愿。这座帝国之都的历史建筑与宫殿虽仍保留着皇权时代的恢弘气象,却已丧失原有功能,沦为没有灵魂的空壳。形形色色的官僚取代了昔日的王公贵族,40多个国际组织在此设立总部(最新统计显示共雇佣6422人),2017年举办的会议累计达9400个会议日,参会者逾14.2万人次。这些机构所监管的事务未必真需监管,但令人费解的是,它们无休止的运作竟让罗伯逊认定维也纳的未来必将比历史更加辉煌。
本文作者戴维·普赖斯-琼斯1936年生于维也纳,其最新著作为《开放与出游:文选》。
刊载于2022年8月20日印刷版,原标题《从辉煌到废墟再到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