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再次成为例外?——《华尔街日报》
Richard Vedder
“美国例外论”并非一种沙文主义的幻想。两个世纪以来,这一理念始终建立在坚实的经验事实基础上。1776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其经济产出可能仅为母国大不列颠的四分之一。仅仅一个世纪后,美国的商品产量就超越了英国,而到1976年建国两百周年时,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
非凡成就的迹象无处不在。美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持续移民潮,人们如潮水般涌向这片海岸。移民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开始实施相当严格的准入限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非来自偶然的运气、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其20世纪的对手苏联在1976年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领土和至少同等价值的矿产资源。
但快进到2022年,景象已大不相同。美国的经济优势显著衰退。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向错误的方向。年产出增长率大幅下降(从1950-1970年的3.93%降至2000-2020年的2.35%)。美国在消除国内外苦难、贫困与暴行方面令人艳羡的声誉也已褪色,从阿富汗不体面的撤军只是其中一例。如今的美国似乎不再那么"例外"。
要理解其中缘由,我们需要考察五个关键因素。
• *急剧衰退的工作伦理。*2000年1月,非机构化适龄工作人口的就业率为64.6%。到2022年7月,这一比例已降至60%。若保持2000年的水平,美国劳动力市场本应新增1210万就业人口——远高于劳工统计局当前估算的职位空缺数。虽然疫情初期对劳动参与率有所影响,但当前的劳动力缺口折射出更深层原因:政府福利支出(如超额食品券和医疗补助)的爆炸式增长。
• 财政责任感持续衰退。美国建国前140年间,联邦政府共有101个财政年度实现预算平衡,仅出现39次赤字。这一局面随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而改变,本世纪更是愈演愈烈。如今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年度GDP——这种情况过去仅在二战结束初期等极少数时期出现过。美国上一次实现预算平衡还是21年前的2001财年。此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财政赤字都在持续攀升。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保和医保资金缺口问题,这将给下一代美国人带来沉重负担。拜登政府非但未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通过暂停或取消学生贷款偿还义务加剧了财政乱象。
• 对法律、规则与宗教戒律的日益漠视。除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等显著例外,历史上美国人一直是遵纪守法的民族,尊重世俗与宗教传统所奉行的律法。国家的和平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对财产权与人权的敬畏。人们遵守金融契约,认为伤害他人不仅违法更是罪孽。
近几十年来这种观念日渐式微。教会成员比例从1999年的70%骤降至2020年的47%。自1980年代开始下降的严重犯罪率如今已报复性反弹。每当出现警察暴力等不公事件,大规模骚乱便会爆发,导致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加剧社会恐惧与不信任。“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戒律已不复往日的震慑力。
• *对自由市场尊重的衰退以及侵蚀投资与创业精神的集体主义抬头。*工业革命及其后续发展之所以发生,绝非偶然,这源于亚当·斯密、约翰·洛克等思想家的崛起,以及詹姆斯·瓦特、托马斯·爱迪生和史蒂夫·乔布斯等发明家兼企业家的贡献。国王与主教施加的限制被市场为企业家提供的激励所取代。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大富足”——始于19世纪初的非凡收入增长——在美国达到了最高表现。然而如今,从水力压裂到医疗保健,集体主义的政府权力和监管正在削弱这类创业举措。
• 无知的增长。尽管能即时获取比父母辈梦想中更多的信息,如今的年轻人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针对15岁学生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的国际测评)中,美国学生的成绩低于中国、日本等亚洲强国以及英国至德国等欧洲盟友的同龄人。
美国大学将学术成就屈从于意识形态,同时限制自由表达——而自由表达是知识进步与繁荣的命脉。教师工会限制竞争。由于学校要么淡化要么歪曲国家历史,学生对过去的了解尤其零散。其结果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热爱减弱,这松动了"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这一国家团结的凝聚力。
逆境对美国来说并不陌生。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在福吉谷曾面临困境,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期间与之抗争,国家在珍珠港和9·11袭击中挺了过来。美国曾遭遇并战胜过危险的挑战。但要再次成为例外,就需要重新找回并践行使美国独一无二的特质。这将需要一个重新发现的项目——找回这个国家不久前所抛弃的东西。
维德先生是俄亥俄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独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恢复承诺:美国高等教育》。
插图:大卫·克莱因刊登于2022年8月20日印刷版,标题为《美国能再次成为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