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不）公正》评论：为警务辩护 - 《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当纽约街头、公园和地铁的治安恶化到令人无法忍受，市民们无路可退时，他们选举了鲁迪·朱利安尼担任市长。朱利安尼求助于曼哈顿研究所，该机构提出的"破窗"警务理念在1990年代纽约市的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岁月流转，埃及迎来了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警方力量被削弱，检察官主张不起诉。2009年至2019年间，逮捕人数下降超25%，监禁人数减少17%。2020年这些趋势加速恶化，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大幅度的年度凶杀案增长。此后多个城市凶杀案数量创下纪录或达到90年代后的峰值，社会治安持续令人不安地恶化。

值此风雨之际，曼哈顿研究所犯罪政策研究主任拉斐尔·曼古尔推出了《刑事（不）正义》一书。他剖析刑事司法改革者的论点，揭示其薄弱环节：被忽略的语境、解释力的局限以及代价的另一面。这部著作对"大规模监禁"和"警察种族歧视且滥用武力"的主流叙事提出了有力质疑。

数据显示，芝加哥近年因枪击案被捕者平均有近12次前科。然而人们仍坚信美国司法体系过于严苛，过多过久地监禁犯人。某些说法甚至声称监狱里半数囚徒仅因吸食大麻而入狱。曼古尔指出这纯属谬误：美国约90%囚犯关押在州监狱，其中仅4%因持有毒品获刑，且多数是从更严重罪名认罪协商而来。“绝大多数美国在押人员”，曼古尔写道，“都是屡教不改的暴力罪犯”，他们"获得过不止一次’改过自新机会’"。

仅有40%的州重罪定罪最终判处监禁，暴力犯罪者的中位服刑期不足两年半。他认为美国人均囚犯数量远超西欧，并非因为司法体系格外严酷，而是源于暴力犯罪率显著更高。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进步主义改革往往显得像逃避主义。曼古尔指出，纽约2020年保释改革禁止法官在审前释放决定中评估被告的潜在危险性。有人称之为民权胜利，但纽约市民可以证明：将减少监禁人数本身作为目标，已对公共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

谈及警察枪击事件时，曼古尔为读者呈现了反应修辞学的典范：问题被夸大，多数解决方案无效，有效方案又会危及更重要的目标。数据显示，武力仅用于极小比例逮捕行动，致命武力更属罕见。2020年纽约警方处理74,378起涉武器报警，仅开枪12次——远低于1972年的145次（当时尚未出现如今常被指责为导致枪击的"军事化"）。削减警力或许能减少部分枪击，但会助长更多犯罪。曼古尔写道：“犯罪学研究最一致的可靠结论"表明"警力增加意味着犯罪减少”。

这意味着改革者将少数族裔主要视为严苛执法的受害者是认知偏差。1993至1999年朱利安尼警务改革期间，纽约黑人枪击凶杀案发率从每10万人40例骤降至10例。曼古尔强调：“受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被宣称遭受系统不公对待的那些人。”

如今，指控的焦点转向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即种族差异导致的结果。但曼古尔先生认为，回避意图问题具有欺骗性。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监禁，但这是源于恶意的歧视还是暴力犯罪率的差异，难道不重要吗？曼古尔先生列举了“大量证据”，正如他所说，警方的关注和执法之所以如此不均衡，是因为严重犯罪的分布也同样不均衡。一个城市中约4%的街道往往会发生该市近一半的犯罪。

活动人士认为，尽管毒品使用率相似，但毒品逮捕中的种族差异证明了种族主义的存在。曼古尔先生给出了一个更微妙的解释：由于犯罪分子往往不会专攻某一领域，警方将毒品执法作为“打击暴力犯罪的借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执法重点放在危险区域，是抓捕更可能伤害他人的帮派成员和其他暴力罪犯的一种方式。

“一个真正的种族主义警察，”一位黑人警官曾对曼古尔先生说，“不是那个不断下车、搜身、清理角落以防止坏事发生的人。一个真正的种族主义警察是那种说‘去他们的，让他们自相残杀’的人。但（警察的）仇恨者希望我们更像那个种族主义者，而不是那个积极进取的人。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在《刑事（不）正义》中，改革者受到了审判，但他们也设定了议程。曼古尔先生质疑他们的论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让步——现金保释、无预警突袭、有限豁免权——以更好地抵挡进步派的攻势。他非常有效且立场坚定，但他处于守势，质疑改革者的说法，而不是讲述自己的观点。这十年来一直如此。讽刺的是，当我在纽约河滨公园的阳光下阅读曼古尔先生的结论时，一个陌生人打断了我，向我兜售毒品。

曼古埃尔先生此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撤警与非监禁化的结果已在街头显现，从旧金山到巴尔的摩的选民都已注意到这些变化。《刑事（不）正义》一书以数据为支撑，为我们近期这段"政治权宜与作秀式美德"时期——那种妄图不付出犯罪与混乱代价就能收获宽大处理好处的虚伪承诺——献上了一曲告别颂歌。随着公众的愤怒焦点从警察转向罪犯，政客们甚至可能开始向曼哈顿研究所的学者们请教：如何将城市重新交还给守法公民。

考夫曼先生是本刊的读者来信版编辑。

刊载于2022年8月18日印刷版，标题为《为警务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