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芬奇》书评：最后一课 - 《华尔街日报》

意大利阿切伦萨的叛教者朱利安半身像。图片来源：阿拉米叛教者朱利安或许算不上罗马皇帝中最惊世骇俗的一位，但他在艺术领域却有着异常活跃的"身后生命"。他是易卜生戏剧《皇帝与加利利人》、魏因加特纳歌剧《叛教者》以及米歇尔·布托尔与戈尔·维达尔小说的主角，也是斯温伯恩1866年诗作《普罗塞庇娜颂》的灵感来源。18世纪——朱利安·巴恩斯新作《伊丽莎白·芬奇》的叙述者称之为"朱利安身后声誉的巅峰期"——这位皇帝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吉本的推崇，后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为他专辟三章。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他的拥趸。

《伊丽莎白·芬奇》是又一部以朱利安为核心的小说——字面意义上的核心。巴恩斯将全书分为三部分，中间五十页以论文形式探讨了这位基督教"恶魔"的生平、遗产与矛盾：这位后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公开宣称信仰异教，并（如斯温伯恩所述）在波斯战场上临终哀叹"苍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已胜利"。巴恩斯提醒我们，朱利安在位仅两年（361-363年），“从未踏足罗马城”，且出生时受过基督教洗礼。书中引导读者思考其信仰与性格的诸多面向——这些细节并非都能在维基百科上找到。至于这些内容为何出现在小说中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巴恩斯向来热衷玩转形式与风格的边界，模糊虚构与非虚构的分野。1984年的《福楼拜的鹦鹉》让我们追寻激发《包法利夫人》作者灵感的标本鹦鹉；1989年马赛克拼贴式的《10½章世界史》则对诺亚方舟与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了另类叙述。年岁与阅历（作者现年七十五岁，这是其第三十部作品）并未让他开始循规蹈矩。

不难理解为何朱利安会成为热衷形而上学的作家们钟爱的主题。他或许缺乏尤利乌斯·恺撒的排场，也不如卡利古拉那般充满丑闻的戏剧性，但其短暂的生命（三十出头便离世）堪称矛盾性、多元性与崇高道德严肃性的典范。这位狂热的祭祀者与预言家抨击基督教表面上的浅薄；他嘲笑耶稣对淳朴谦卑者的尊崇，自己却过着禁欲、简朴、克己的生活。他镇压基督徒时却带着宽厚与温和：“你或许会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美德，“巴恩斯先生评论道。换言之，他的传奇就像一块可供肆意投射的银幕。叙述者将他想象成跨越历史舞台的形象，“被不同颜色的聚光灯追逐。哦，他是红色的，不，更接近橙色，不，他是靛蓝色的。“而对巴恩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关键点在于：“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审视任何人生时的真实写照。”

这里所谓的"真实"人生属于小说标题人物——某种朱利安的化身，或者说她是他的化身。回溯上世纪90年代末，“独立学者"伊丽莎白·芬奇（常简称为"EF”）教授为期一年的成人教育课程"文化与文明”，叙述者尼尔参与其中。当时的尼尔三十五六岁，是个从未真正走红的前肥皂剧演员，怀着知识分子的好奇心，略显天真迷茫。而接近当下时代（英国脱欧之后），他已两度离婚，芬奇也已离世。他依然有些迷茫，褪去了青涩却更显倦怠。

对尼尔而言，EF的课程始终是人生中永恒的亮点。多年来，他与昔日的导师保持联系，并继承了她的文稿与朴素藏书。他希望能为这些遗物理出脉络。最终成果便是这部EF的肖像式回忆录——即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连同他当年未提交的关于叛教者尤利安的期末论文。

EF是个精彩绝伦的人物，尽管我们只能捕捉到她的吉光片羽。她更爱教导成人而非青年，因为"年轻人总过于自以为是”，其核心教学理念是"严谨的乐趣”。她作风简朴、言辞犀利，却充满温情且妙语连珠。她对追逐时尚毫无兴趣，仿佛"超脱于时代”，却又清醒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坐标。她鄙夷各种"单一性"（“一神论…偏执狂…一夫一妻制…我只承认单轨铁路还算实用”），却坚称"爱即一切"。她追求绝对真实的人生，却又"信奉人为修饰"（当尼尔提及演员职业时，她感叹道：‘啊！这就是人工缔造真实的完美例证’）。她沉醉于悖论，是"尼尔见过最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将他牢牢掌控于掌心。

尼尔自然对她神魂颠倒——虽非完全出于情欲（尽管觉得她"风情万种"），但确在智性、精神乃至情感层面全面臣服。他痴迷于探究她的私生活细节，执着于她是否曾有过情人。通过与EF开朗白发的红润面颊弟弟克里斯托弗结交——这个"毫无异域风情的普通人"——他试图挖掘更多秘密。

EF的多元性与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小说暗示朱利安亦是如此）。我们早早就得知她曾遭受过"公开羞辱"，直到后来才了解细节：EF为文学杂志撰写关于朱利安的文章被英国小报转载，这些媒体对她"基督教战胜异教与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灾难"的论点故作震惊。随后便是记者骚扰与私生活挖掘。EF显然不适合社交媒体及其粗鄙的文化战争时代，而巴恩斯这部小说可视为对二者的巧妙批判。

“羞辱"线索同时充当精妙的叙事装置，既激发读者兴趣又推动阅读进程。其他麦高芬包括同窗间发展的关系（尼尔有段恋情），以及时而提及"希特勒餐桌谈话"的EF是否犹太人的悬念。

巴恩斯在此处笔力稍逊。犹太线索略显廉价，既作为EF难以捉摸特质的象征，又成为身份政治话题的载体。其他角色虽刻画生动却止于素描——作家坦承这种程式化设计，诸如"安娜（荷兰人，常因英国人的轻浮愤慨）““杰夫（挑衅者）““琳达（无论学业或生活都情绪多变）“等设定，与其说是"以人工营造真实”，不如说是叙事上的偷工减料。

这折射出更核心的问题：作为故事核心的朱利安论文。虽然契合小说主题逻辑，却对艺术性无益，使原本徐徐展开的叙事在最后三分之一篇幅里难以重振声势。

在《伊丽莎白·芬奇》一书中，巴恩斯先生不断提醒我们神话塑造的强大力量。我们了解到"曲解历史是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成为宗教的一部分”、“成为家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个人的一部分”。尼尔同样热切地断言"历史学家可以…成为出色的小说家”，“神学家也可以”。

小说家同样能做到。但尽管这位另类的朱利安深知自己作为故事讲述者的离经叛道，尽管许多读者会欣赏他这种充满模糊性与思想性的创作手法，仍有读者会渴望更多简单的东西，比如人物和情节的发展；那些更朴实、更不具多元性的满足感。

里希特先生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小说与政治版块编辑。

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13日印刷版，标题为《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