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需要解雇官僚的权力——《华尔街日报》

由我推动的特朗普总统的“F类职位”行政命令，取消了影响政策制定的联邦雇员的职位保护。拜登总统废除了该命令，但它可能——也应该——被另一位总统重新颁布。

职业雇员几乎占据了所有联邦职位。在220万联邦雇员中，仅有4000人是政治任命人员。因此，政府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由职业雇员完成。理论上，这些职业雇员应作为无党派专家，中立地执行民选官员的政策。但现实中，他们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偏好。

尽管许多职业雇员忠实执行总统的政策，但另一些人并非如此。黛博拉·伯克斯最近让美国人见识了这种不服从行为。伯克斯博士是一名职业雇员，2020年被选为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协调员。她在新书中吹嘘自己无视白宫高级幕僚的指示，推行自己的政策。高级任命官员要求伯克斯博士在联邦指南中缓和封锁建议，她却删除了争议内容，随后又将它们重新插入同一文件中较不显眼的位置。她将此举称为“规避”高级任命官员的“策略”。

事后看来，高级幕僚的立场显然正确；新冠封锁措施确实过度。但即使伯克斯博士的观点正确，她的行为也不合理。职业雇员应向政治任命官员提供最佳建议，但一旦负有政治责任的官员做出决定，职业人员就应忠实执行。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目睹了政治学家长期记录的现象：许多联邦雇员拒绝接受这一理念。白宫经常向我报告职业官员暗中破坏总统政策的情况。这些雇员惯常拖延新规制定，或提交无法使用的草案。因此，许多重大法规——如教育部《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正当程序保护条款——不得不主要由政治任命官员起草。

职业雇员还经常对政治任命官员隐瞒关键信息。例如，环保署的职业律师未向政治任命官员通报重大诉讼案件，后者只能通过查阅公开文件来了解该机构正在处理的案件及其辩论要点。

司法部民权司的职业人员常因意识形态原因拒绝参与其反对的案件。他们拒绝执行关于护士不得被迫协助堕胎的保护条款，也拒绝就耶鲁大学对亚裔申请者的种族歧视提起诉讼。

这种普遍存在的抵制行为屡见报端，严重拖延了多项政策倡议的实施，甚至导致其中一些夭折。这种行为损害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职业官僚并非民选产生，无权用个人政策取代民选官员的决策。

无论职业官僚们破坏的是哪些政策，这一点都适用。保守派普遍反对拜登政府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疫苗强制令，但劳工部的职业雇员没有理由拖延执行该规定。法院负责裁定联邦政策的合法性（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OSHA疫苗强制令）。职业雇员无权单方面阻挠政策。遗憾的是，许多人仍然这样做。

职业雇员之所以能逃避惩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享有广泛的免职保护。虽然解雇联邦雇员并非不可能，但这一过程困难重重、结果难料且耗时漫长。

制定F类职位计划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渎职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我们找到了让各机构对顽固官僚问责的方法。F类职位计划本应——且仍可能——使那些影响政策的高级官僚成为"任意雇佣"员工。该行政命令不允许机构以政治理由解雇他们，但允许机构因表现不佳或抵制政策而迅速解雇高级雇员。

我的研究发现，这正是公务员制度的最初愿景。19世纪终结分赃制度的改革者们反对免职保护。正如当时最主要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倡导者乔治·威廉·柯蒂斯所言，允许雇员对解雇提出上诉将"封存公务员队伍中的无能、玩忽职守[和]违抗命令"。因此，虽然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对联邦招聘进行了严格监管以防止任人唯亲，但该法案有意保持公务员的"任意雇佣"性质。直到1962年的行政命令出台，普通联邦雇员才获得免职上诉权。

这些保护措施现在阻碍了民选总统撤换试图破坏其议程的雇员。为了让联邦政府对美国人民负责，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谢尔克先生是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美国自由中心"主任，曾担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特别助理。

前特朗普政府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官黛博拉·伯克斯博士6月23日在国会作证。图片来源：迈克尔·雷诺兹/Shutterstock刊发于2022年8月9日印刷版，标题为《解雇不服从官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