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低“泄漏”对抗不平等——《华尔街日报》

过去40年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显著加剧。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占份额从8%增长至20%。在此期间，“不平等”前所未有地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如今它不仅被用来支持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还成为网约车限制、反垄断、气候监管甚至美联储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措施的理据。

“不平等已成为一种近乎宗教使命般的单一焦点，”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梅丽莎·卡尼表示，她认为不平等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不平等”既非千篇一律的问题，也无法通过简单措施解决。

旨在缓解不平等的政策往往伴随高昂的副作用，利弊兼有。这种矛盾正是吸引卡尼研究经济学的动因——特别是1975年出版的经典入门读物《平等与效率：重大权衡》。这部由前总统顾问阿瑟·奥肯撰写的著作至今仍是经济学研讨会的必读材料。奥肯提出，效率与平等如同跷跷板的两端，提升一端往往导致另一端受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奥肯用形象比喻阐述其观点：社会政策如同漏水的桶。每投入1美元用于扶贫，实际效果可能只有80-90美分。漏洞最大的政策可能浪费大部分效益，这些损耗可能源于激励机制设计缺陷或行政低效。奥肯的核心论点是：政策制定者应设计能实现最佳权衡的方案——即漏洞最小的政策。

奥肯是一位信奉再分配理念的民主党人。他曾担任林登·约翰逊总统麾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在1968年成为这位德州大开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尽管支持约翰逊的政策，奥肯仍试图加以调和。他成功推动征收10%个人所得税附加费，使政府在社会项目和越南战争上的巨额开支不必过度依赖借贷，从而缓解了通胀造成的资金流失。

权衡取舍对奥肯而言绝非空谈。这是他处理实际日常问题的重要原则。面对农民要求政府实施鸡蛋限产计划的请求，他通过论证该计划"夸大对蛋农的收益而低估消费者成本"予以拒绝。

1964年，阿瑟·奥肯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场景。图片来源：鲍勃·舒尔茨/美联社离开政府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后，奥肯曾感叹温和自由派正成为"濒危物种"。他撰写《重大权衡》一书捍卫自称为"中间偏左"的观点。他支持经济平等化，但主张通过具有经济合理性的高效方案实现。

1980年奥肯猝然离世后，美国精英阶层收入激增，而收入前20%以外的劳动者却陷入相对贫困。随着不平等加剧，政治右翼接纳了奥肯哲学。托马斯·索维尔断言：“不存在完美解决方案，只有利弊权衡。”

进步派人士拒绝接受这种极端观点。前奥巴马顾问杰森·弗曼指出：“四十年来，进步派始终以反对这种（漏桶）比喻来定义自身立场，他们认为减少不平等的政策能让人力资本得到更好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如今，奥肯的分析框架仍是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以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刺激支出为例：虽然进步派坚称不存在严重通胀风险，但他们错了。过去12个月里，由于政府巨额支票等因素，通胀吞噬了工人全部工资涨幅还有余——这项政策就是个漏洞百出的漏桶。

学生贷款宽免计划同样如此。高校学生本就普遍家境优渥，且贷款既成事实，免除债务对激励措施毫无助益。若将资金贷给社区学院学生并以毕业为援助条件，政策效率会高得多。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关税包装成就业保护政策，但研究显示，美国洗衣机或钢铁厂每保住一个岗位，消费者就要承受超过80万美元的涨价成本——这显然是个低效漏桶。总体来看，关税能否缓解不平等尚存疑问。“中国负责生产，穷人负责消费，“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如是说。

关于何种政策能促进平等，恐怕没有哪个领域比美联储的讨论更令人困惑。大量批评指责美联储通过低利率推高股价让富人受益。如今美联储加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又谴责其可能引发对穷人伤害尤甚的经济衰退。

造成困惑的一个原因是，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存在根本性歧义：谁与谁之间的不平等？尽管贸易损害了美国某些工人群体的利益，但贸易自由化帮助亚洲二十亿人摆脱了贫困。许多对不平等的批评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群身上，但也有人认为富人只是干扰因素：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卡尼女士担忧的是受过大学教育者与其他人群之间的"社会裂痕”。具体目标至关重要，因为一项针对超级富豪的征税政策，未必能为底层创造优质就业机会。

在评估经济进步时，仅用不平等作为衡量标准是不全面的。毕竟经济衰退期间不平等会下降；疫情期间亦是如此。但疫情和衰退显然对所有人都不利。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自由派学者沃尔弗斯认为，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程度加剧，以至于我们远未达到必须牺牲平等或效率的临界点：“有大量政策可以同时促进两者。“哈佛大学保守派经济学家曼昆则认为这两个"漏桶"的渗漏程度要大得多。但不同政治倾向的经济学家都支持他们认为"渗漏较少"的政策：教育投资、工人再培训、儿童保育和住房保障；鼓励就业而非补贴失业；消除就业歧视；吸引高技能移民。

奥肯当年主张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平衡收入。如今，不平等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存在隔阂。精英子女进入私立大学，而工薪阶层子女则辍学、学习手艺或参军。当人生前景如此悬殊时，政策应对之一就是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医疗保健。这是欧洲的做法，其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但平均生活水平也较低。这里存在权衡取舍。

一旦你开始通过权衡取舍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政策辩论就不再关乎对错，而更多是取舍的问题。新冠封锁措施无所谓好坏——它们降低了疾病风险，但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成本。汽油税假期能缓解油价压力，却会鼓励人们消耗更多石油。

至少，关于权衡的辩论往往基于事实。而关于善恶的争论则可能演变成神学分裂。奥肯在鼓励美国人接受他的框架时似乎带着惆怅。他的一句如今看来仍具现实意义的评论中写道：“我们没有妥协，而是在走向两极分化。这个国家亟需一场严肃的对话。”

罗文斯坦先生的最新著作是《筹款之道：林肯及其内阁与内战融资》。

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6日印刷版，标题为《以最小"泄漏"对抗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