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81年大通胀的教训 - 《华尔街日报》

历史不会将智慧赐予那些忽视其教训的人。四十年前的这一月，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财政政策与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联手击溃了二十世纪最具破坏性的通货膨胀，开启了持续近二十五年的经济扩张，并将通胀幽灵驱逐——直至今日。

大通胀的序幕始于1966年，约翰逊政府推动国会同时增加越战和"向贫困宣战"计划的资金。这项"大炮加黄油"政策导致联邦支出激增逾10%。到1973年通胀率已达8.7%，随后九年平均维持在9.2%——远超过1946-1972年间3.3%和1982-2019年间2.7%的平均水平。在1973-81年大通胀期间，即便经通胀调整后，联邦税收仍以4.1%的年均增速攀升。联邦政府税收占经济比重从17%升至19.1%，增幅近八分之一。

这令人震惊，因为国会在此期间从未表决提高所得税。事实上，继1968年约翰逊临时附加税（未能遏制通胀）后，国会曾在1971、1975、1976和1977年多次削减联邦所得税。那么税收为何仍创纪录增长？答案在于通胀和税级攀升的隐蔽自动机制。正如国会预算办公室1980年所述：“有两个被抚养人、收入1.5万美元（约合2022年5.7万美元）的联合申报纳税人，若调整后总收入与分项扣除额增长13.3%（即1979年通胀率），将多缴294美元联邦所得税——税负增加23.8%。“16级累进税制遇上9%的通胀率，使得税级攀升推动税收占GDP比重上升2.1%，远超后来克林顿与奥巴马增税政策的总和。

然而，创纪录的增税仍赶不上支出增速。实际联邦年度支出增长了4.3%，其中国防开支下降0.1%，而社会支出激增6.3%。从占GDP比重看，总支出上升2.6%，国防开支下降1.5%，社会支出增长4.1%——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用于社会支出的国民收入份额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相比之下，新政时期（1933-1939年）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仅增长2%，这在当时已是空前水平。

1966年，“大炮加黄油"政策曾引发需求过剩和通货膨胀，但此后推动需求过剩和通胀的主要是"黄油”（社会福利）。货币政策长期为财政过度扩张提供支持；而1973年阿拉伯国家长达六个月的石油禁运和2020年疫情封锁等供给侧冲击更放大了通胀压力。但战后美国的通胀根本上是由联邦支出驱动的。

1981年1月里根就职时，通胀率高达12.5%。税收负担和联邦支出均达战后峰值，分别占GDP的19.1%和21.6%。到里根任期结束时，实际联邦年度支出增长率从4.3%降至2.5%，社会支出增长率从6.3%降至1.9%；而国防开支实际年增长率从-0.1%升至4.3%。从经济占比看，联邦总支出下降1%，社会支出下降1.5%，国防支出上升0.5%。

里根在经济深度衰退期间实现了支出紧缩，当时失业率曾攀升至10%。美联储紧缩政策使1981年基准利率达到20.5%，但里根和沃尔克都未曾退缩。除了大幅降低政府支出实际增长和过剩需求外，里根还实施减税以激励工作、储蓄和投资。国会自1985年起对个人所得税级距实施通胀指数化调整。里根延续了卡特总统开创的放松监管改革，完成了油气价格管制解除，并进一步减轻各经济领域的监管负担。这些举措使人员和货物流动成本降低50%，为美国打造了全球最高效的供应链。

结合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削减开支、税收和监管负担迅速降低了通货膨胀。到1982年秋季，通胀率已减半，到里根第一个任期结束时，通胀已降至正常水平，并一直保持到2020年代。

随着通胀率急剧下降，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1982-84年间将出现的税级攀升收入未能实现。仅通胀下降就在这三年中减少了1080亿美元的税级攀升增税。1980-82年的双底衰退又使收入减少了1840亿美元。根据CBO的数据，通胀暴跌和1980-82年经济衰退使财政部损失了2920亿美元，超过了1982-84年里根减税静态成本估算的2800亿美元。里根减税在八年内将税负从GDP的19.1%降至17.8%，逆转了九年税级攀升增税的68.5%。到1984年，失控的通胀结束，实际GDP增长达到7.2%，美国迎来了“清晨”。经济复苏实际上持续了25年，直到2007-09年的大衰退。

疫情期间，联邦总支出激增，政府在两年内花费了相当于疫情前三年支出的金额。美联储通过购买或抵消四分之三的政府债务来适应这一财政激增。货币供应量以战后最快的速度扩张。

尽管通胀率高达9.1%，且过去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拜登总统仍继续推动大幅增税和增加支出。尽管刺激支出已经结束，但拜登2023财年预算要求支出比疫情前2019年的名义水平高出30.2%。通过行政命令、监管任命和反垄断行动，拜登实施了美国和平时期最沉重的监管负担。他继续攻击大型石油公司、大银行、大型科技公司和大型杂货商，并继续寻找价格操纵行为，这些都是1970年代失败的政策。

拜登总统正在推行的政策与里根当年用于遏制通胀、重振经济的政策完全相反。拜登或许认为可以通过征税、支出和监管来让美国摆脱通胀和衰退。但历史经验表明并非如此。

格拉姆先生曾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索伦先生是US Policy Metrics公司合伙人。

1981年7月16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图片来源：Bettmann Archive/Getty Images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3日印刷版，标题为《1973-81年大通胀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