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女工的故事》书评：发生在老纽约的一起性侵案 -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上的联邦大厅，约1790年代。图片来源：格兰杰收藏馆1793年9月的一个夜晚，人脉广泛的年轻绅士哈里·贝德洛带着腼腆的十几岁女裁缝拉娜·索耶漫步在曼哈顿下城蜿蜒的街巷中。他们沿着百老汇大道欣赏城市精英们的豪宅，品尝当时还是新奇之物的冰淇淋，并在风景如画的巴特里公园——位于曼哈顿岛南端——散步。夜深时分，贝德洛承诺将护送这位同伴回到她与家人位于华尔街附近的住所。然而他却将她带至现今市政厅公园下方的安街，突然抓住她，拖拽着尖叫的她穿过一片空地进入一家妓院，在那里对她实施了暴力强奸。

作为纽约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继承人，贝德洛无疑认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令他震惊的是，女孩的继父约翰·卡拉南——一位坚韧的港口领航员，体现了新生国家顽强的民主精神——将贝德洛告上法庭，以强奸罪提起诉讼。强奸罪在当时是重罪，理论上可判处死刑，尽管近40年来纽约从未有"绅士"因此罪名被起诉。索耶案引发全国轰动，其判决结果导致有人试图自杀、街头骚乱，以及后续牵涉联邦党精英（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诉讼。

约翰·伍德·斯威特在《缝纫女工的故事》中，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研究的分析，生动详实地再现了整个事件。得益于卡拉南的强烈决心及其律师的雄辩，此案被纽约市首席治安官——同时兼任市长的理查德·瓦里克受理审判。斯威特指出，卡拉南与贝德洛的对峙引发了两个世界的碰撞，推动这股力量的正是重塑城市格局、定义新生共和国未来的时代洪流。他写道，那是个"精英特权不受质疑、人人对上位者毕恭毕敬、社会秩序遭破坏必遭严惩"的年代。但时代正在变革。约翰·卡拉南代表着受法国大革命和杰斐逊平等主义影响而崛起的工薪中产阶层，其诉讼"堪称对传统的惊人突破——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场革命"。

哈里·贝德洛。图片来源：纽约历史学会作为这起尘封往事的背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斯威特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革命后蓬勃发展的纽约：阶级关系暗流涌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性道德观念嬗变，市井生活百态纷呈。华尔街诞生了美国证券交易的雏形，桅杆如林的商船挤满码头。随着农田被分割成待开发的街区，建筑工人将新街道不断向北推进。哈里·贝德洛所属的奴隶主家族曾是纽约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其庞大产业包括今自由女神像所在的贝德洛岛（现自由岛）。

众多控方证人证实了拉娜·索耶的端庄——以及她的天真。她的证词至今仍扣人心弦。她在法庭上陈述：“他抓住我，捂住我的嘴，还放声大笑防止我的尖叫被人听见。“他扯掉她的衣服，“撕开我衬裙的系带，用脚踢掉它们”，最后将她按在床上并掐住她的脖子。作为证据，索耶的律师挥舞着她被撕破的印花棉布裙。尽管报纸对审判的报道有限，但斯威特先生在威廉·怀奇的详细记录中发现了宝贵资料——这位出席庭审的年轻律师后来出版了庭审笔记。

而贝德洛则被揭露是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用斯威特先生的话说，尽管受过良好教育，却"除了虚荣、挥霍无度和荒淫好色外毫无建树”。但他获得了城里最优秀律师团队的辩护。律师们承认他与索耶发生了关系，同时诋毁索耶的人格，声称她本可以逃脱。一名律师甚至讥讽说，以贝德洛的绅士风度根本不可能实施暴力犯罪，而索耶"或许擅长用纯洁外表掩盖内心淫荡”。斯威特先生指出，问题在于"不仅要判断女性是否被迫发生性行为，还要评判她的名声是否足够清白、反抗是否足够激烈、呼救是否足够响亮"。

经过15小时审判和仅15分钟合议后，全男性陪审团宣告贝德洛无罪——他们显然更认同被告而非索耶。公众怒火瞬间爆发。庭审观众曾对辩方侮辱性策略发出嘘声和跺脚抗议，这种愤慨蔓延到了法庭之外。在劳工阶层眼中，贝德洛是受富豪市长等权贵控制的法庭包庇的贵族恶徒。判决后，数百人涌入曼哈顿下城小巷，捣毁了索耶被带往的妓院（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本是贝德洛的熟稔之地）。他们将妓院从屋顶木瓦到地基彻底拆毁，家具陈设尽数抛掷街头。目击者描述当时空气里"飘满羽毛"。当示威者高喊"让你们见识法国式的革命"时，革命流言瞬间席卷全城。

尽管暴力事件很快平息，但远离纽约的美国民众对审判结果的公开争论持续了数周。其中不乏女性参与者——这本身在当时就非同寻常，因为女性在公共事务中毫无地位。（斯威特先生指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几个月前刚在纽约出版。）一位署名"Justitia"（拉丁语"正义"）的匿名女性撰文指出，该判决反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性别双重标准。对此，自称"Justitius"的男性作者反驳称过错在于女性——既包括拒绝男性求欢的未婚女子，也包括无法维持丈夫性趣的已婚妇女。

索耶本人则被法院判决彻底击垮。庭审十天后，她用披肩缠住脖子，试图在家中阁楼自缢。万幸的是，她在窒息前被人发现并救下。

与此同时，她的继父以"诱奸罪"在法庭上对贝德洛穷追不舍。斯威特先生指出，这项诉讼"源自律师对奴役法中古老条款的创造性运用：若他人不当’诱拐’其奴仆，主人可索赔损失"。根据当时的法律逻辑，拉娜·索耶是继父的仆人，贝德洛诱奸她造成的损害就是家庭劳力的丧失。

这次卡拉南胜诉了。贝德洛起初对法院判处的巨额罚款置之不理，但他的运气就像他那肮脏的魅力一样消耗殆尽，最终锒铛入狱。为争取释放，其家族聘请了全国最著名的律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威特先生强烈暗示，这位律师的服务包括伪造了一封所谓拉娜·索耶的亲笔信，声称她对施暴者仍怀有深情。此时的汉密尔顿正深陷与有夫之妇通奸的性丑闻——虽不及贝德洛恶劣，却已严重损害了这位前财政部长声誉。

最终，为贝德洛所做的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均告徒劳。他虽未因强奸索耶而服刑，但其家族终将因这个年轻浪子的恶行向卡拉南支付赔偿。斯威特先生记述道，贝德洛余生在新务农，与两名女性生育了十多个孩子，并深陷诉讼泥潭，其中一场官司曾一度使他再次入狱。1838年，他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中离世。

至于拉娜·索耶，她很快便湮没无闻。斯威特先生根据极其有限的线索推测，她可能于1796年结婚并随丈夫迁居费城。婚姻至少意味着，尽管案件使她声名狼藉，但她并未"身败名裂"，其"性名誉"得以恢复。斯威特写道，她的迁居与婚姻提醒我们，她"不仅是受害者、幸存者、原告…在可能的范围内，她更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

故事中唯一可称得上真正胜利的，或许只有索耶的继父约翰·卡拉南及其所代表的崛起阶层。“这场始于强调女性权益的审判，演变为对女性权利的公开辩护，“斯威特指出，“最终却成为关于男性权利——具体而言，是城市白人劳工对尊重与尊严的权利——的冲突。”

《缝纫女工的故事》通过挖掘索耶尘封已久的人生创伤，为读者打开了窥视早期共和国动荡社会的窗口。我们看到的某些场景固然耸人听闻，但这部作品更以生动私密的笔触，再现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真实生活图景。斯威特先生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极具可读性的社会史杰作。

博德维奇先生的最新著作是《战争中的国会：共和党改革者如何打内战、反抗林肯、终结奴隶制并重塑美国》。

发表于2022年7月23日印刷版，标题为《老纽约的一起袭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