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世界中的女性》书评：女性眼中的华盛顿 - 《华尔街日报》

玛莎与乔治·华盛顿。图片来源：Everett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1776年3月，当约翰·亚当斯与国会议员们酝酿美国独立时，其妻阿比盖尔写下了如今闻名遐迩的信件，恳请他"勿忘女性权益"。她以殖民地反抗英王乔治三世的核心议题为引，警告若继续让女性受制于"无发言权、无代表权"的法律，恐将激起她们反抗男性专制的暴动。阿比盖尔的语气虽带调侃，但在已婚女性依法不得拥有财产（因而被剥夺投票权）的时代，这番呼吁实属肺腑之言。

作为建国时期最著名的女性之一，阿比盖尔·亚当斯以敏锐眼光观察着动荡政局与核心人物，包括其中最耀眼的乔治·华盛顿。正如萨拉·乔治尼在《乔治·华盛顿世界中的女性》中的撰文所示——这部由查琳·M·博耶·刘易斯与乔治·W·布德罗主编的文集兼具思想性、生动性与学术性——即便在丈夫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后，阿比盖尔作为其首席政治顾问的角色依然延续。

《乔治·华盛顿世界中的女性》审视了与这位备受尊崇的"国父"产生交集，或受其遗产影响的多元女性群像。全书贯穿"女性作为附属品"的深刻主题，既涵盖法律上从属于丈夫的精英白人社会女主人与种植园主妇，也凸显了构成华盛顿世界显著特征的 enslaved 女性群体的困境——这种存在在自由斗争浪潮中愈发显得格格不入。但正如辛西娅·A·基尔纳在开篇论文中强调的，无论身份肤色，女性总能找到重掌生活主动权的途径，尤其因为"公私领域、男性世界与女性空间的所谓界限，早已模糊渗透得无可救药"。

在所有被提及的女性中，没有人比华盛顿的妻子玛莎与他更为亲密。林恩·普莱斯·罗宾斯挑战了公众对这位主要局限于家庭领域的邋遢配偶的普遍看法。相反，她将玛莎描绘成一个迷人、充满活力且能干的女性，她积极为爱国者事业做出贡献，提振士气、筹集资金，并在1775年至1783年间丈夫的八次战时冬季营地中不辞辛劳地前往陪伴。

当她的丈夫监督弗农山庄的农业时，玛莎管理着那里的奴隶和雇佣工人。在她长期不在的时候，她的角色由女性亲属接替。这些努力支撑了弗农山庄著名的好客之道，但正如玛丽·V·汤普森所揭示的，不同的个性和管理风格有时会激怒那些被迫劳动、整个庄园赖以生存的奴隶。

当华盛顿夫妇在乔治当选总统后搬到费城时，这对夫妇带上了他们不可或缺的家奴。从与世隔绝的弗吉尼亚乡村迁移到拥有自由黑人社区的繁华海港城市，不出所料地诱惑了一些奴隶考虑争取自己的自由。最著名的逃亡者是玛莎的女仆奥娜（“奥尼”）·贾奇，这是布德罗先生富有想象力的讨论主题。

华盛顿夫妇对奥娜·贾奇的逃跑感到愤怒，但这本书表明，乔治·华盛顿对奴隶制的态度在他的一生中发生了变化。詹姆斯·G·巴斯克将1775年视为华盛顿思想的转折点，当时他收到了黑人诗人菲利斯·惠特利为纪念他领导革命战争而写的一首诗。惠特利在波士顿的家奴时期，十几岁时就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以至于她在1773年首次出版的作品迅速为她赢得了自由。华盛顿被她的才华和爱国精神所打动和吸引，巴斯克先生认为，这种反应影响了他迟来的决定，即在他1799年的遗嘱中宣布，在玛莎去世后解放自己的奴隶。

《乔治·华盛顿世界中的女性》一书确凿无疑地表明，乔治·华盛顿非常欣赏女性陪伴。萨曼莎·斯奈德对华盛顿与费城社交名媛伊丽莎白·威林·鲍威尔关系的分析显示，他不仅仰慕其社交风范与政治智慧，更珍视她提供的建议。两人略带暧昧的互动曾引发私情猜测，不过斯奈德女士最终判定这段关系纯属柏拉图式。

当视角从爱国者转向效忠派时，刘易斯女士着重刻画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年轻妻子玛格丽特·希彭·阿诺德的"政治决断力"。当本尼迪克特出卖西点军校的阴谋败露时，“佩吉”·阿诺德歇斯底里的反应成功博得了华盛顿及其随从的同情。这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不仅掩盖了玛格丽特参与叛国的事实，更利用当时社会对女性美德的固有认知，使华盛顿及其军官们无法相信一位淑女会如此奸诈。

在华盛顿的故乡弗吉尼亚，人们对他的身后名尤为珍视。凯特·豪尔曼的研究显示，在内战前数十年间，纪念华盛顿母亲玛丽·鲍尔·华盛顿墓地的计划，最终成为弥合社会裂痕的纽带。尽管玛丽常被负面刻画，豪尔曼女士却认为这位女性实则内涵深厚，最终被重塑为"母德典范"。

在另一个精彩章节中，安·贝·戈丁讲述了一位生于华盛顿逝世后的上流社会白人女性毕生守护其遗产的故事。拒绝婚姻的安·帕梅拉·坎宁安（1816-1875）是当时"病弱才女"现象的典型代表。这位体弱志坚的女性以独立为武器，发起购买并修复破败的弗农山庄运动，使之成为华盛顿的永恒纪念碑。这部优秀文集正源自安·坎宁安当年竭力拯救的这座历史宅邸举办的学术会议，可谓恰如其分。

布鲁姆威尔先生的《乔治·华盛顿：绅士战士》获得了2013年乔治·华盛顿奖。

刊登于2022年7月20日印刷版，标题为《女性眼中的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