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无能的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

美国总统拜登近期出访中东时承认，美国从中东的战略转向是一个错误。能承认这一点是好事；只有先意识到问题存在，才能着手解决。不幸的是，这仅仅是美国战略文化深层溃败的一环，这种溃败正将美国和世界推向愈发黑暗的境地。当前的关键在于，拜登及其团队是否明白，要让美国外交政策重回正轨还需付出多少努力。

21世纪伊始，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平，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显得更为稳固。然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十二个年头，美国人却面临着自冷战阴霾时期以来最具威胁的国际环境。乌克兰战争动摇了欧洲的冷战後秩序，伊朗在拥核道路上高歌猛进，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投下的阴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浓重。

平心而论，2000年以来的美国治国方略记录实在难如人意。当伊朗势力席卷中东之际，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却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代价。美国未能对中国执行贸易规则，不仅助长了敌对共产主义对手的崛起，还削弱了两党对自由贸易的政治支持。而两党总统对俄罗斯日益强硬姿态采取的绥靖式应对——这必将被後世视为张伯伦式的妥协——更让普京得以重振克里姆林宫的权势。

当前，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不断深化彼此联系，并加倍施压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与此同时，被华盛顿某些圈子称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体系正日益显现出非自由与失序的特征。在中东地区，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利比亚深陷武装冲突与民兵混战；亚洲方面，斯里兰卡已然崩溃，缅甸内战日趋残酷且难以化解，朝鲜构成的威胁持续升级；欧洲可能正面临194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能源与经济危机；圣战暴力席卷非洲大陆，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粮价飞涨与供应链断裂使数百万人面临饥荒威胁。

中俄伊三国自身亦面临诸多问题，其持续崛起绝非必然。但若国际局势沿当前轨迹发展，本十年或将陷入堪比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混乱与冲突。要遏止这种严峻的恶化趋势，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改弦更张。

尤其需要摒弃的是冷战后的一个执念：美国外交决策层曾错误地认为，在专注人权、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及构建日益强大的国际机构体系（运作于不断扩展的国际法框架下）的同时，可以摒弃传统的大国竞争与均势外交手段——这种悲剧性的误判已造成恶果。

这一有害共识基于双重误判：其一是认为美国在冷战的胜利具有终极性，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外交威望可确保未来数十年无可撼动的霸权地位。

第二个假设是，我们正倾力构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将在海外广受欢迎，在国内毫无争议。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此巨大，以至于海外没有哪个重要国家或国内没有哪股政治力量会疯狂到挑战它。而这个优雅的国际体系将在道德上如此美好、在政治上如此鼓舞人心，以至于世界各国都将不可抗拒地被吸引进来。

阿富汗战争体现了二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徒劳本质。在阿富汗，我们不断扩大目标，战争目的从清除和惩罚庇护9·11恐袭策划者的政权，转向改变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

不幸的是，在我们鼓舞人心的制度建设和公民社会推广运动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微小细节：我们从未制定并实施能够赢得战争的军事战略。

如今，这种任务蔓延与战略无能的灾难性组合——它曾毁掉我们的阿富汗政策——正威胁着我们的全球战略。我们对世界秩序的规划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越来越精细，而该体系的安全基础却危险地日益薄弱。全球性问题确实存在，单靠硬实力永远不够。但如果你不能正确处理硬实力问题，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7月16日，乔·拜登总统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登机前于空军一号上。图片来源：沙特通讯社/Zuma Press刊登于2022年7月19日印刷版，标题为《无效外交政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