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之战》评论:一场美国艺术革命的构架 - 《华尔街日报》
Dominic Green
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坐在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前。摄影:托尼·瓦卡罗/布里奇曼图片社;巴勃罗·毕加索遗产/艺术家权利协会(ARS),纽约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是艺术与金钱的堡垒,有时也是品味的象征。美学与金融的智慧鲜少集于一身,因此博物馆及其藏品往往成为鉴赏家、评论家与彼岸那些确保后世传承的财务谨慎的博物馆董事会、审美保守的公众之间博弈的战场。
在《毕加索的战争》中,《外交事务》编辑休·伊金讲述了少数美国拥趸如何发起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品味之战,为现代绘画在美国创建博物馆与市场,以及这位善于变通、深谙宣传之道的毕加索如何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并"更出乎意料地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有力象征"。
巴黎画商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和保罗·罗森伯格曾为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买家将"毕加索及其友人默默无闻的作品打造成国际精品生意"。但将毕加索引入大西洋彼岸的是一对美国仰慕者——约翰·奎因和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据伊金描述,这位华尔街顶级法律精英拥有"激进的品味"和"膨胀的自我"。1911年,毕加索在纽约首展中那些原始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立体主义形式令奎因振奋不已——却又困惑到宁愿放弃以12美元购藏一幅作品。当策展人、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以2000美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兜售81幅未售出的毕加索素描时,该馆策展人同样回绝道:“这些疯狂画作对美国毫无意义。”
埃金先生写道,现代艺术“完美契合了那个时代勇往直前的精神”,但20世纪初的美国收藏家们仍热衷于投资来源可疑、大多涂着“肉汁般褐色”清漆的古典大师作品。奎因则希望创建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将美国文明推向现代世界的前沿”。1912年,他在巴黎购入了塞尚、高更和梵高的作品;1913年,他资助了在纽约举办的“军械库展览”——国际现代艺术展。
奎因称军械库展览“在美国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言不虚,但那个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华盛顿收藏家邓肯·菲利普斯愤然离场,称立体派“荒谬可笑”,马蒂斯的作品“有毒”。费城的阿尔伯特·C·巴恩斯(后来与奎因竞购现代画作)断言立体主义“已死”。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在博物馆台阶上焚烧马蒂斯的仿作,并对毕加索的肖像进行了“仪式性处决”。
展览获得了曝光度,但艺术品销售惨淡。作为法国绘画在美国的最大进口商,奎因成了自己最大的客户。据埃金描述,他的公寓里“密密麻麻竖立排列”着画作。随着资金日渐枯竭,1918年他被诊断出癌症。为了将财富与健康奉献给文化理想,他游说国会友人免除当代艺术进口关税,并与亚瑟·B·戴维斯等收藏家、进步主义社交名媛玛丽·哈里曼·拉姆齐、莉莉·布里斯和爱丽丝·布里斯班·瑟斯比结交。他还雇佣法国中间人亨利-皮埃尔·罗谢采购“博物馆级藏品或我们所说的明星作品”。
毕加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挣扎,是决定放弃丹尼尔·卡恩韦勒而选择保罗·罗森伯格。1920年春天,法国政府宣布德国犹太人卡恩韦勒为"危险敌人",将其收藏品强制拍卖,并指派罗森伯格的兄弟莱昂斯为估价师。“罗森伯格一家都是混蛋”,卡恩韦勒对安德烈·德兰说。拍卖会上,毕加索的立体派盟友布拉克一拳打在莱昂斯脸上,马蒂斯则在一旁喝彩。毕加索转投罗森伯格阵营,但卡恩韦勒通过朋友竞拍收回了部分画作。
1921年奎因重返巴黎时,开始通过卡恩韦勒、罗森伯格购买毕加索作品,并暗中通过亨利-皮埃尔·罗谢直接从画家本人手中购画。罗森伯格看准美国市场潜力,向毕加索订购了百幅他认为符合市场口味的画作:摒弃立体主义,只保留小丑等通俗题材。但当奎因及其盟友说服大都会博物馆在1921年5月举办首场现代艺术展时,媒体却抨击该馆助长"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纯粹堕落"。两年后罗森伯格携毕加索画作在纽约小型画廊展出时,买家再次避而远之。1924年奎因去世后,他的现代艺术收藏全部回流法国。
此时奎因圈子筹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希望,全系于阿尔弗雷德·H·巴尔年轻的孱弱肩头。他的导师、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保罗·萨克斯向现代艺术博物馆初创董事会保证,这位普林斯顿新晋毕业生"比美国任何人都更懂现代艺术"。1929年11月8日,华尔街崩盘十天后,现代艺术博物馆在57街高层建筑的12楼开幕。巴尔采用欧式布展设计:纯白极简空间,画作单排悬挂于视平线高度,墙面标签附有评论注解。
巴尔对毕加索的追逐与奎因同样狂热,但他的首次重大突破却是与毕加索的劲敌马蒂斯合作。埃金先生写道,现代艺术博物馆1931年的马蒂斯展览获得了"近乎狂热的赞誉",尽管其核心展品《蓝色裸体》正是1913年激怒芝加哥艺术学生的同一幅作品。高雅艺术的鉴赏品味正逐渐被大众接受。
然而资金依然紧张。受美国经济衰退影响,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对外国高价展览持谨慎态度。到1932年,博物馆被迫迁入洛克菲勒庄园,巴尔也濒临精神崩溃。公众更青睐罗斯福政府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现实主义作品。巴尔意识到,博物馆必须"与普通人的奋斗及其对精神解脱的渴望产生共鸣"。
1934年欧文·斯通《渴望生活》的出版,将文森特·梵高重塑为局外人艺术的殉道者——他过着与笔下矿工农民同样清贫的生活。巴尔终于发现了一位符合媒体期待的现代艺术家:这位饱受折磨的割耳画家死时身无分文,但其画作如今价值连城。1935年11月,美国首个大型梵高展览成为首场"轰动性"艺术展。
随着西53街新馆建设持续推进,巴尔开始追逐"明星藏品"。1937年,他以3万美元(现值约50万美元)购得毕加索早期杰作《亚维农少女》,这笔开销超过了博物馆此前所有藏品的总花费。次年,毕加索为西班牙内战平民遇难创作的震撼之作《格尔尼卡》以借展形式抵美。这幅画将在纽约留存数十年,直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垮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巴尔"几乎走私般"将纳粹从埃森博物馆撤下的马蒂斯作品《蓝色窗户》“从戈林空军部的地窖中解救出来”。最关键的是,巴尔说服毕加索和罗森伯格,现代艺术博物馆应代为保管他们的藏品直至战争结束。埃金先生写道,曾被贬为堕落病态的现代艺术,正成为"先进民主制度岌岌可危的象征"。1939年11月,“毕加索:艺术四十年"展览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关于该馆从崩溃的欧洲抢救珍贵艺术的宣传,将毕加索塑造成了"纽约时尚偶像”。
伟大艺术家是个人秀,但伟大声誉需要团队协作:品味、金钱、运气与时机的结合。埃金流畅叙述中众多反讽之一是,当毕加索留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后策略性转向共产主义时,他的画作却在纽约被奉为自由精神的象征,“在厄运降临前千钧一发之际获救”。
格林先生的新书是《宗教革命:现代灵性的诞生,1848-1898》。
刊载于2022年7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现代艺术如何被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