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能否纠正奥巴马在中东的错误?——《华尔街日报》
Walter Russell Mead
本周,当拜登总统在中东地区穿梭访问时,他夹在人权活动家、亲巴勒斯坦运动者的诉求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冷酷现实之间。其政府曾希望重启伊朗核协议,同时就巴勒斯坦人待遇问题向以色列施压,并减少美国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承诺与介入。这套政策组合令民主党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欢欣鼓舞,却忽视了现实。
这一政策在双重压力下土崩瓦解:伊朗利用拜登重返核协议的承诺为掩护,大肆囤积武器级浓缩铀,同时强化与中俄的关系;而拜登的绿色能源议程在油气价格飙升面前宣告失败。总统现在试图强化美国同以色列、沙特等国的传统联盟。
这绝非易事。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都记得奥巴马政府的连串失败:埃及民主支持政策的灾难、误将土耳其埃尔多安奉为"民主伊斯兰主义"领袖、协助推翻卡扎菲后未能稳定利比亚局势、在叙利亚"红线"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对普京重夺叙利亚事务主导权的软弱默许。这些都削弱了地区对美国高层政治领导力智慧乃至能力的信心。
未能意识到自身威望下降的奥巴马政府高官们,试图强加和平条款的做法疏远了以巴谈判代表。国务卿克里不厌其烦地"教导"以巴谈判代表何为他们的真正利益。白宫国安顾问苏珊·赖斯曾训斥巴方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你们巴勒斯坦人永远看不清大局”。2014年3月17日的白宫会议上,奥巴马试图说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签字画押时说道:“别在这些细节上斤斤计较。占领终将结束。你们会拥有巴勒斯坦国。再也不会有比本届政府更支持这件事的政府了。”
阿巴斯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和埃雷卡特,更不用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比美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大局。美国官员不仅未能认识到自己急剧下降的权威和声望,也未能理解以色列社会不断变化的本质,以及这对美国追求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影响。
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图片来源:ozan kos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以色列政治体系中较为自由的派系植根于“阿什肯纳兹优势”,这种优势在以色列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就像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曾经主导美国生活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塞法迪和俄罗斯移民的混合,加上迅速增长的超正统派和哈西德派人口,开始挑战旧的、主要是世俗和西方思维的精英阶层。旧体系在司法、大学和安全领域的某些机构中仍然存在。但其成员越来越疏离于以色列这个正在变得不那么精致、不那么西方、不那么自由、更加宗教化和更加中东化的国家。
在以色列式的身份政治中,右倾选民对他们所认为的来自体制的歧视和蔑视感到不满,团结在梅纳赫姆·贝京(1977年至1983年任总理)和内塔尼亚胡先生(1996-99年,2009-21年)等领导人身后。这些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不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想法,也更不容易受到华盛顿的压力。支持他们的俄罗斯、塞法迪和超正统派选民大多没有旧以色列体制中对巴勒斯坦人的那种负罪感。他们对阿拉伯文化、语言和态度的了解使他们蔑视那些他们认为头脑模糊、对阿拉伯世界发表愚蠢陈词的美国人。
他们对美国犹太人的意见更是嗤之以鼻。这些以色列人或其父母常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曾饱受歧视与迫害。他们认为自己无需向世界和巴勒斯坦人道歉。在他们看来,那些从未持过枪、没在巴勒斯坦街道巡逻过、也没和家人蜷缩在地下室躲避头顶呼啸而来的巴勒斯坦导弹的养尊处优的美国犹太人,根本没资格对以色列的边界问题指手画脚。
无论是克里还是奥巴马,似乎都未意识到他们在以色列的个人负面形象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对和平进程的政治态度。当前苏联犹太移民目睹普京在国际舞台上对奥巴马步步紧逼,当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听到美国人重复着以色列精英阶层那种居高临下的软弱自由主义论调——正是这些精英一直蔑视他们——与这些人的关联就变得令人避之不及。右翼政客毫不掩饰对美国人及其斡旋的轻蔑;尤其攻击克里能带来政治红利。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2013-2016年在任)在与记者交谈时,常嘲讽他所认为的美国式天真、救世主情结和傲慢。2014年有报道引述他的话说,拯救以色列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约翰·克里拿到诺贝尔奖赶紧回家"。
美国人用以说服以色列人接受两国方案的一些关键论点逐渐失效。他们常宣称:除非建立巴勒斯坦国,否则以色列将面临沦为统治阿拉伯多数人口的"种族隔离"非民主国家的困境,或是眼睁睁看着阿拉伯人掌控议会后犹太国家的特性消亡。
这一人口统计论点在严肃的锡安主义者中反响不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阿拉伯人口曾远超犹太人。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地,巴勒斯坦的犹太少数群体不仅承受着阿拉伯多数族群的压迫,还面临英国要求其接受单一国家内少数地位的压力。当年那个贫弱孤立、几乎无人相助的犹太社群尚能拒绝"一国方案",如今这个拥有核武、技术实力令世界艳羡的地区强国,自然更有能力划定边界并决定自身政治道路。
当美国谈判代表警告称,若不以克里和平倡议为准绳,犹太国家将陷入孤立时,以色列官员认为美方再次误判了地区关键态势。即便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断扩张,阿拉伯各国政府却与以色列越走越近,对巴勒斯坦人公开表现出不耐烦。随着奥巴马政府从中东和解政策转向与伊朗搭建桥梁,许多阿拉伯人将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势——连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被动——解读为历史性的背叛。
阿拉伯世界舆论界目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流血惨剧,震惊于美国对这些关键地区问题毫无建设性方案,转而对本國统治者的过失更加宽容,更不愿支持危险的政治变革运动。阿拉伯之春终究未能迎来盛夏。没人愿意重蹈叙利亚或利比亚覆辙,所有人都看清了美国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何等虚无。
在一个俄罗斯和伊朗准备以残暴手段迫使叙利亚重新臣服于阿萨德王朝的世界里,约旦河西岸的命运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无足轻重。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日益将美国的新伊朗政策视为它们最严峻的安全威胁。
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在2014年夏天的加沙战争中首次显现,当时克里和平进程的最后一丝余烬刚刚熄灭。在一连串相互挑衅和报复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和导弹袭击。十天后,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
随着停火谈判的拖延,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法塔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的执政党)暗中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希望哈马斯受到尽可能沉重的打击。美国谈判代表则站在土耳其和卡塔尔一边,主张更快结束战斗以减少伤亡,但这一结果将付出让哈马斯得以宣称胜利的代价。
对以色列人来说,一个教训似乎显而易见。在这场以军炮火指向巴勒斯坦城市的冲突中,阿拉伯世界的重量级力量正在支持以色列——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奥巴马政府无意间实现了几代美国外交官未能达成的目标:为以色列融入中东奠定了基础。
拜登试图恢复奥巴马中东政策核心要素的举动,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人怀疑那种居高临下、傲慢无礼的日子是否又回来了。人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也希望总统及其团队能成功重获整个地区重要领导人和权力掮客的尊重。
米德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全球视野"。本文节选自他的新书《圣约之弧:美国、以色列与犹太民族的命运》。
周五,拜登总统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图片来源:bandar aljaloud handout/Shutterstock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拜登能否纠正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