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中的中共党支部?——《华尔街日报》
Dennis Kwok and Sam Goodman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法律和监管风险可能即将大幅上升。中国证监会正在对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则进行修订,新规要求贝莱德、富达等外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华运营时必须建立党组织。
许多外国投资者曾认为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但自2018年以来,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就不断警告,这些法律可能很快会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资公司。自2016年起,习近平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相关规定,要求国有企业和外资公司子公司建立党组织。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加强参与企业治理。对此,中国欧盟商会警告称,强化党组织作用将对企业信心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导致外资企业重新评估未来乃至当前的在华投资。
尽管存在这些情况,西方金融机构仍因高回报前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国合作伙伴也建议与共产党打交道是经商的必要代价。自2018年以来,不断有外企高管反映被中共接洽商讨建立党组织事宜。由于统战工作的保密性,外界无法确定此类党组织的具体数量。2021年1月,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祈耀年未能向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证实该行在香港及内地分支机构不存在党组织。
很难精确衡量这些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过去人们认为它们的存在仅是为了组织和代表工人,但在习近平的改革下,党组织在战略决策和人才招聘中被赋予了更大作用。部分中国企业甚至修改了章程,规定在重大企业决策中"董事会应首先征求公司党委意见"。
两年来,在中国大举投资的西方企业一直回避关于强迫劳动或严重侵犯人权的"利益相关方"质询,声称只需对股东负责。若习近平的设想实现,这些企业不仅要向股东交代,更需向党组织汇报。
这种模糊界限使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普通投资者——无论是养老基金还是个人——将无法判断公司董事会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商业判断,还是遵循共产党干部的指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外资企业向中国子公司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与个人数据窃取问题。
2010年代,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曾将这种与共产党的合作视为商业成本。鉴于西方与北京关系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对台军事行动,如今风险已大幅攀升。
以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为例,该公司曾是加强与中国金融联系的主要倡导者。考虑到贝莱德的规模和影响力,若其被迫接受党组织,多数西方老牌金融机构将不得不效仿。
如果这些掌管着数以亿计养老金储蓄的西方金融机构受到胁迫,被迫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作为继续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那么它们的董事会将不得不在战略决策上寻求党的建议。中国的国内政治风险将迅速传导至西方金融业。
郭先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古德曼先生是香港监察组织政策与倡导总监,同时担任中国风险研究所执行主任。
6月30日,参观者站在中国共产党主题展览的党徽旁。图片来源:TINGSHU WANG/REUTERS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12日印刷版,标题为《西方企业中的共产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