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家》评论：为一战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

莱斯利·沃德（笔名Spy）1903年为《名利场》创作的《一位自由帝国主义者》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托马斯·卡莱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姑且认同这个观点，我们该如何识别伟人？历史长河中无数人物曾默默耕耘于公众视野之外，其伟大之处并不显赫，却以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推动事件进程、定义时代精神——他们无疑创造了历史。

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正是这样的人物。这位英国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大臣，在帝国鼎盛时期崭露头角，于一战前风云激荡的数十载间执掌英国外交，1914年战争爆发时在政府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并亲历战后欧洲社会试图从大动荡中复苏的晦暗岁月。T·G·奥特在《欧洲政治家》中将格雷推向舞台中央，将其生平呈现为"一个有效的棱镜，透过它，塑造现代英国的种种剧变显得格外清晰"。书中探讨的危机处理与大国博弈议题，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这位英国外交史权威学者着重刻画了格雷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应对问题的错综性。尽管格雷是个热爱乡野、具有独处天赋的垂钓者与博物学家，却选择了公共事业。他出身诺森伯兰郡显赫家族，其远祖格雷勋爵作为首相推动了1832年改革法案，奠定了19世纪"辉格党优势"。格雷的准男爵祖父曾效力多届自由党内阁，其军人父亲虽在儿子12岁时离世且无学术政治兴趣，却务实能干且酷爱户外。

尽管格雷才智出众，却是个漫不经心的学生，未获学位便离开了牛津。他转而投身政界，利用家族人脉成为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他发现议会辩论与竞选活动的忙碌氛围，几乎与溪边垂钓一样令他如鱼得水。1885年，23岁的他在一个保守党势力盘踞的乡村选区参选，这场硬仗本无胜算——但他赢了。这位独来独往的垂钓者，实则是位老练的演说家与精明的战略家。他将这个席位保持了三十年，直至1916年晋升上议院。与诺森伯兰郡乡绅之女的婚姻为他带来了伴侣，而妻子对自然的热爱也激发了他对鸟类学的热情。

起初，格雷专注于英格兰乡村问题，那里的住房条件与土地保有制度长期存在争议。但他很快被卷入党派纷争。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自治（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珍视的改革之一）和国内改革范围问题分裂。与此同时，党内所谓的"小英格兰派"反对海外干预——格莱斯顿认同他们的观点——而其他自由党人则拥护英国的全球角色。奥特先生恰如其分地称格莱斯顿的政党是"由不满者组成的联盟，仅因执政责任而松散维系"。

机缘巧合，海外事务逐渐占据了格雷的时间与精力。他在外交部任职期间，领悟了大国关系的博弈法则与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份工作也让他与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勋爵关系密切，后者后来成为首相。这段经历堪称扎实的从政启蒙。

詹姆斯·古思里于1930年创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家》。画面中央面向前方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其左为爱德华·格雷。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1890年代是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列强的行动不断挑战英国遍布全球的利益。俄国向中亚扩张，蚕食波斯湾，更令人担忧的是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安全。宿敌法国在非洲步步紧逼，并向俄国提供贷款，结成联盟以便在海外殖民地更有效地与英国抗衡。德国的统一打破了欧洲均势，其体量与工业实力——更不用说威廉二世皇帝反复无常的野心——使其与法英两国潜在冲突不断加剧。已然成为经济巨人的德国只会日益强大。

至于英国：其传统角色要求它压制冲突，时刻守护自身利益与主张。例如1904年，兰斯多恩勋爵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解决了小规模争端，并关键性地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益——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主导地位。这种旨在平息危险对抗的外交策略，成为格雷主政时期英国外交的标志：通过外交手段构建并维持地缘政治平衡。

格雷是"自由帝国主义"的著名倡导者。这一理念部分着眼于推动国内教育改革、住房与医疗改革，广泛促进效率提升与现代化进程——这些主张都未能激起保守党的热情。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强健而稳定的帝国，一个能创造财富与繁荣的帝国。（自由党，尤其是格莱斯顿执政时期，主张低国内支出与低税率。）1901年罗斯伯里伯爵首创这一提法，待其隐退后格雷成为主要倡导者。格雷的同僚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和理查德·霍尔丹等新一代自由党人，将引领英国进入变革时代。1906年保守党分裂后，自由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格雷出任外交大臣——由此站上了当时大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格雷保留了其于1904年签署的《英法协约》——这一举措被证明影响深远，因为摩洛哥很快成为争议焦点。德国企图分一杯贸易与商业的羹，激怒了视摩洛哥为其监管下保护国（若非殖民地）的法国。对法国而言，德国的行动来自三十年前刚击败自己的对手，构成了令人警醒的挑战。

格雷在此展现了高超手腕，为后世外交树立典范。他主导的谈判综合了其他大国意见，最终在1906年达成既捍卫法国利益又不使德国（最终让步方）蒙羞的妥协方案。更重要的是，他承诺英国支持该和解条款，却未作出硬性承诺。奥特所提"建设性模糊"精准概括了格雷的外交姿态。

几年后面对巴尔干动荡，格雷沿用类似策略：重启"欧洲协调"机制——大国间避免冲突、维持现状的非正式合作体系——并通过谈判暂时将争端控制在局部范围，同时监督奥斯曼帝国撤退。总体而言，格雷力求在不牺牲核心利益前提下接纳合理诉求，致力于调解多方争端而非强推单一强国方案，终极目标始终是维持稳定。

然而1914年当格雷职业生涯臻于巅峰时，稳定终难维系。六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发了我们熟知的灾难性危机。格雷警告其他大国卷入奥塞争端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并提出调停——却徒劳无功。奥特详述了其斡旋失败始末：德国不愿约束盟友（奥匈），俄国则不容附庸国（塞尔维亚）受辱。

曾让英国得以平衡对立联盟的建设性模糊策略，在德国动员后演变为战争与中立之间的艰难抉择。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格雷引用一位友人的回忆：1914年8月他曾说"欧洲各地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们重燃。“这句充满阴郁预见的引文，比说出它的人更为闻名。

1914年8月3日，格雷在下议院为干预辩护的演讲，阐述了支撑英国参战的理由。他后期的外交努力维系了战时联盟，并改善了与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这些努力成为格雷最后的重大政治行动。多年外交大臣的操劳加速了他的衰老，驾驭英国战前国内政治的压力同样如此：妇女参政运动、工会激进主义、爱尔兰与地方自治的分歧。1906年妻子去世后，格雷曾表达过对衰老的渴望——照片显示，甚至在战争爆发前他就已显老态。视力衰退的他虽在1920年代仍活跃于公共生活，却再未重返内阁。

作为敏锐的记录者与精明的分析家，奥特先生有力论证了爱德华·格雷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地位——尤其体现在他对当今所称"多边主义"的追求上。他以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预示了后来的调停行动与现代国际组织的工作。悲剧在于，竭力维护地缘政治平衡的格雷，最终面对欧洲列强为各自不可调和目标单边行事的局面。他既无法说服也无法迫使它们让步。尽管具有前瞻视野，格雷最终生活的世界已与他努力维护的那个截然不同。

海伊先生是《利物浦勋爵：政治生涯》一书的作者。

刊登于2022年7月9日印刷版，标题为《战争阴云下的危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