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评论：互惠交流——《华尔街日报》

云南省的中国航海家郑和壁画。图片来源：Jim Goodman/Pictures From History/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中西方的物质与思想交流曾依靠少数跨越千山万水的商人、学者、士兵、使节和传教士传递。在当今贸易战之前，在中国转向共产主义之前，在19世纪鸦片战争的堕落与贪婪之前，存在着数个世纪的有益对话。阿里·胡马云·阿赫塔尔在《1368：中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讲述了从明朝建立到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退位期间，北京经历的"首个现代全球化时代"。

15世纪穆斯林航海家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远航亚非中东各港口，与马六甲、文莱、巴赛等环香料群岛苏丹国建立联系。“正是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里，“阿赫塔尔写道，“伊比利亚强国在16世纪建立了他们首个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商人都保持着异常谨慎的和平姿态。成品纺织品从萨法维波斯和南亚流向日本；银锭从日本流向中国；而茶叶、瓷器和丝绸则从中国流向欧洲。

郑和舰队拥有近300艘船只，其中主舰长度据估达数百英尺，远超葡萄牙克拉克帆船和威尼斯战船。但中国人并未欺凌邻邦，而是通过通晓多语的穆斯林与中亚斡旋，将儒家伦理哲学传播至朝鲜日本，建立文化与商业的双重联系。

阿赫塔尔先生总结道，关于中国封闭的叙述是错误的：“实际上，明朝（1368-1644年）期间中国从未进入孤立状态，古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上物品与创新的交流在许多方面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加速铺平了道路……明朝并非从全球化的元朝（1271-1368年）向封闭的清朝（1644-1912年）过渡的时期，而是中国首个现代全球化时代的成型阶段。”

16至17世纪，耶稣会科学家兼神学家在这些物品与创新西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赫塔尔记述，方济各·沙勿略1549年抵达日本后，通过将拉丁语“神”（deus）与代表大日如来的“大日”（dainichi）一词错误关联，并允许耶稣会士身着橙色僧袍，成功适应了当地外交礼仪并“与真言宗僧人建立了联系”。德川家康1610年颁布的严厉《驱逐基督徒令》迫使耶稣会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他们在华制作地图集、编纂双语词典，并历经清朝建立而存续。方济各及其继任者的努力“符合耶稣会长期奉行的模式——将基督教教义适应东北亚观念与习俗，而非试图在传教过程中将中日对话者拉丁化”。

阿赫塔尔指出，自1550年代起，茶叶“从葡萄牙人眼中的奇珍演变为英国垄断商品”。欧洲消费者珍视中国红茶与青花瓷，后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制作工艺（中东与代尔夫特的仿制效果参差不齐）及出口限制。18世纪末的工业化——主要是乔赛亚·韦奇伍德推行的劳动分工与先进运输方式——使斯塔福德郡、迈森、塞夫尔和切尔西的瓷器生产效能提升。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大吉岭等南亚据点大规模种植茶叶，并借《南京条约》废除广州体系（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逐步掌控中国茶叶贸易。其结果使该公司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压低茶价，并使英国成为“欧洲首要饮茶国”。

冷酷无情与军事技术的不平衡导致了鸦片战争，这场臭名昭著的冲突中，英国人后来联合法国人，以武力捍卫了进口鸦片的权利。欧洲列强的心态早前已被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年）中诊断出来：“如果一个人明天要失去他的小指，他将会彻夜难眠；但是，如果他从未见过他们，他会对一亿同胞的毁灭安然入睡，而这场巨大的毁灭在他看来似乎还不如他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不幸来得有趣。”

在日本，清政权的屈辱以及1853年佩里准将的入侵威胁，增强了西方改革的吸引力：“日本将在20世纪初成为一个让人联想到大英帝国的工业化帝国，”阿赫塔尔先生指出，“但就其对政治历史以亚洲为中心的理解以及持久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文化词汇而言，这个帝国仍将是日本的。”

作为贝茨学院亚洲研究教授的阿克塔尔先生，以风格和经济的方式综合了500多年的全球历史。他流畅地解读了禅宗佛教、帖木儿游记、韩国的伊斯兰教、与马来附庸所谓的“和平婚姻”、维米尔的《挤奶女工》（约1660年）、托马斯·潘恩和伏尔泰对孔子的看法，以及德川幕府的兴衰——并对比了欧洲人一方与中国人和日本人另一方的不同战略和遗产。

“这些旧版‘中国政策’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映射美国现行政策，”阿赫塔尔先生指出，“关键在于它们都源于当今决策者思考的同一核心问题：西方强国如何既能从富有生产力的中国获取经济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华依赖及相关的安全风险？”美国应当效仿17世纪葡萄牙模式——“通过精妙外交，像1970年代以来那样从与生产力旺盛的中国经济合作中获利”，还是该拥抱大英帝国的零和思维？答案始终如一地取决于互惠往来的智慧。

卡特先生是纽约佳士得印象派与现代艺术部负责人。

刊载于2022年7月7日印刷版，原标题《互惠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