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去看比赛》评论:数字与球衣的故事——《华尔街日报》
Henry D. Fetter
1996年的迈克尔·乔丹。图片来源:Alamy Stock Photo当拉斐尔·纳达尔决定发球方向或内马尔主罚点球时,他们并未参考高等数学或运用高深学位知识。但正如保罗·奥耶在其新书中所指出的,这些职业运动员的决策往往与计算机计算的理想"混合策略均衡"不谋而合——即每位选手通过预判对手的预判来选择策略。这些运动员无需理解博弈论,却深谙比赛之道。
在《经济学家观赛记:如何浪费5.8亿美元及其他体育经济学洞见》中,奥耶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了体育竞技策略等多元层面。这位斯坦福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杂志》主编不仅是发球上网型网球手,更是奥克兰运动家队铁杆球迷,他试图用学术训练"帮助读者理解赛场内外的运作机制"。其笔下展现的不仅是经济学家视角,更是一位博学而充满好奇的体育观察家。
奥耶以清晰文笔纵横全球体坛,呈现诸多迷人发现:人均计算,袖珍国家列支敦士登竟是世界顶级体育强国(因其在高山滑雪项目上表现远超体量预期)。他更挖掘出狂热球迷都未必思考的问题——数十年来,才华横溢的法裔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显然长期遭受英语系主导文化的歧视。但法裔守门员遭受的雇佣歧视却轻于其他位置球员。奥耶给出关键解释:守门员与棒球投手类似,是天赋极易量化的位置,球队难以忽视雇佣更优秀的法裔球员镇守球门带来的收益。
奥耶先生对球员薪资的观察为这一被广泛研究的课题提供了新视角。他指出,1964年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的中位数工资是普通就业男性的两倍,但到2019年已飙升至27倍。他将体育薪资的快速增长视为社会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缩影,但当他聚焦非裔运动员收入时,其披露的数据令人震惊。在2015年开始的职业赛季中,NBA和NFL共有184名1988年出生的黑人球员。这184人的薪资总和相当于1988年全美出生的32万黑人男性2015年总收入的6%-7%。其中仅凯文·杜兰特一人(当时效力俄克拉荷马雷霆队,现属布鲁克林篮网队)就占该群体总收入的近1%。
奥耶绝非谨小慎微的学者。他评价牙买加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时写道:“不使用兴奋剂的短跑运动员要远超竞争对手,其概率微乎其微”。这不禁让人对博尔特多次否认使用兴奋剂及其清白药检记录产生怀疑。同时,奥耶对兴奋剂持宽容态度(他称之为"现实"),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位经济学家竟未考虑"类固醇狂躁症"等危险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
书中重新探讨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票务转售者(“黄牛”)能提升市场效率,公共资金资助体育赛事或场馆几乎总是浪费纳税人钱财(他未解释为何政府和开发商总能找到持相反意见的经济学家)。但作者强调,他更希望聚焦"如何用经济学原理(尤其是激励理论)解释比赛策略",而非球队老板等体育产业获利者。
除了分析网球发球和点球技巧外,他还研究了激励机制在职业网球假球案和大学篮球让分丑闻等争议事件中的作用。他指出,特定国家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经济激励,有助于解释捷克女子网球选手、韩国女子高尔夫球手和东非长跑运动员的成功。不过奥耶先生有时过于强调其观点:用博弈论解释被严防死守的迈克尔·乔丹为何选择传球给空位队友,真能帮助读者理解吗?难道我们需要通过"囚徒困境"才能明白环法车手为何觉得必须服用禁药参赛?或是必须了解"比较优势理论"才能理解北欧国家在滑雪项目上的成功?
奥耶先生还存在几处(多为细微的)事实错误。1922年撰写最高法院判决意见将职业棒球排除在反垄断法之外(从而使职业棒球运动员收入在之后半个世纪持续低迷)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当时并非首席大法官。非裔网球名将阿尔西娅·吉布森首次参加温网是1951年而非1950年。更严重的是,奥耶认为棒球超级巨星的天价薪酬部分源于其出场能提升上座率(从而增加收入),但引用的研究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棒球击球率能达到三分之一就足以入选名人堂,而奥耶先生的"击球率"可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费特先生是《阿尔杰·希斯在雅尔塔》和《挑战洋基队:1903-2003年棒球生意中的成败》的作者。
刊登于2022年6月27日印刷版,标题为《数字与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