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上海封城余波：困惑、绝望与离弃

香港——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伊丽莎白·刘（Elizabeth Liu）在晚餐桌上突然啜泣起来。她刚从每日核酸检测回来，这是她家唯一能离开所住的上海10楼公寓的时间。

那一刻，刘女士意识到，生活在中国清零政策下的心理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也是在那时，她和新加坡籍丈夫决定年底前离开上海——这座他们相遇的城市，也是他们四个孩子（2至12岁）唯一熟悉的家乡。

“焦虑和压力不断累积，“这位2005年移居中国、两年后定居上海的39岁德州人说，“直到某天我突然想：我要坐上飞机，不在乎谁跟我一起走。”

6月22日，伊丽莎白·刘与四个孩子坐在上海某公园。她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给她带来巨大焦虑和压力。每场封锁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尽管全球超半数人口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政府防疫限制，但上海封城仍显得与众不同。

这座中国金融中心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以及将全球最严苛封控措施实施于2500万人口城市所面临的挑战，都彰显其特殊性。

但上海更以鲜活案例揭示了中国防疫政策失控时的人性代价。在宣布启动"封控半城"实验三个月后，《华尔街日报》记录了四位市民刻骨铭心的生存叙事：他们的无助、孤独与绝望；对食物安全等基本需求日益加剧的焦虑，恍如中国过往历史的回响；层层叠加的心理健康危机；逃离城市的冲动；以及病毒卷土重来可能引发新一轮封控的风险。

上海此前一直未受到中国“清零”政策的最严重影响。由于对大规模集会的限制和旅行限制，刘女士的教堂已经关闭了两年，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见到家乡的亲人。但这座城市避免了全面封锁。上海官员坚称，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依赖更本地化和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但随着病毒的传播，被封锁的居民区也在增加。

当刘女士的小区从3月21日开始被封锁六天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也没有发现病例。没有警告，也没有时间在家里储备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4月7日，上海长期新冠封锁期间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图片来源：沈起来/彭博社3月27日周日，当局突然宣布，两阶段封锁将于次日早上开始。所有居住在黄浦江以东的人被命令从次日早上开始居家四天；黄浦江以西的人将在四天后跟进。

这一次，刘女士有时间准备了。当地超市的新鲜食品已经被抢购一空，许多其他商品也很快售罄。尽管如此，她还是储备了面粉、大米、罐头和干货、猫砂和尿布。

“我当时想：‘我买了这么多面条。’但这还不够，”她说。“你只能为你想象到的事情做准备。发生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

城市封控前夕，她所在的小区只剩下几根姜、几头蒜和几根腐烂的黄瓜。

4月4日，封控延长。数日变成了数周。

当局将孩子与父母分离的消息在全城引发震动。

刘女士和丈夫讨论过，如果家人中有人检测呈阳性该怎么办。

“我当时在制定对抗警察的计划，“她略带笑意地说。“我不是抗议者，不是那种会反抗的人。但有些事情真的会把人逼疯。”

她告诉丈夫，他们必须在年底前离开。

“人们秋天会生病，“她不断重复着。“如果人们生病了，就会有更多的封锁，离开的机会就更少了。”

她现在正与朋友告别，并出售不需要的家具。

“每个人都说：‘你兴奋吗？‘但不，我只是难过。我为这座城市感到难过。我的城市。我爱这座城市，“她说。

6月22日，徐子文站在上海的厨房里。封控期间，她曾和邻居们在这里敲打锅碗瓢盆，要求政府提供食物。**4月23日：**徐子文正在炒小白菜，这时几个邻居开始敲打他们的炒锅。附近社区的居民这样做是为了要求政府提供食物。

“我把青菜倒掉，迅速洗了锅，然后开始敲打它，”她说。

很快有十几位邻居加入敲锅行列，直到有人报警。次日一份食品包裹送到了她手中。

那一刻，许女士感到与邻居们产生了联结——自从四年前从福建搬来后，她几乎没和他们说过话。

“我意识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情绪激动。不是只有我感到愤怒、不快乐、心烦意乱，”她说。

她长久以来觉得上海人习惯把情绪藏在心里。但这种克制很大程度上正合她意。

4月上海，工作人员正在采集新冠检测拭子样本。图片来源：沈来骐/彭博新闻社上海的生活很适合她。这位37岁的财务经理摆脱了老家催婚催生的压力。在上海，人们给了她更多空间。

她居住的城区遍布咖啡馆、米其林餐厅和文化场所。她常去博物馆并结交朋友——还在此过程中遇到了男友。

“对于我这样未婚未育的女性，上海一直更友好，”她说。

随着政府信息缺失和食物短缺的担忧加剧焦虑，这种更大的自由很快变成了孤立感。她第一次加入了小区微信群以了解情况。

她仅有的锅具，除此之外要么外出就餐，要么点外卖。如今她无法离开公寓，而上海的配送服务已不堪重负。她每天花数小时徒劳地点击手机上的订餐应用。

4月1日收到政府发放的食品包：两根胡萝卜、两个白萝卜、七八棵小白菜、几个土豆和约一磅猪肉。通过邻居团购，她花25元（约合3.75美元，是正常价格的10倍）买到了一颗卷心菜。

封控持续到五月。徐女士要求居委会将新冠阳性的邻居送往隔离中心，因为新增一例就意味着再封14天。但当她听说规则已变——现在出现一例阳性将导致整栋楼被隔离时，她迅速撤回了要求。

“我希望所有人都感染，这样就能彻底结束了，“她说。

6月22日，Yvette Yuan坐在上海小区入口处。封控期间，她常在此等待自己组织的食品配送。**5月23日：**Yvette Yuan的邻居检测阳性，让这位20岁女孩陷入绝望。

午夜时分，邻居确诊后不久，她悄悄溜出与四位室友合租的公寓。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禁锢了，“她说。

她在小区里徘徊了近一个小时，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以平复心绪。前门的保安睡着了。她走出大门，跑了一小段路，又迅速折返。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送回小区，“她说，“但我还是害怕被抓到。”

然而这短暂的自由让她感受到活着的气息。

“我意识到过去两个月没有经历严重情绪崩溃的原因，是让自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她解释道。

封控初期，她终日为小区团购食物奔波。随着配送服务恢复正常，空闲时间变多，她的心理健康却开始恶化。

“任何小事偏离计划都会引发我的焦虑，“她坦言。

袁女士从伦敦大学休间隔年回国，二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实习却未能如愿。当小区物资告急时，她主动承担起为居民批量采购和分发食物的任务。

“如果等待政府物资，我们早就饿死了，“她说道。

6月22日，Yvette Yuan在快递投放点。拍摄时她坚持佩戴口罩，认为这已成为她面容的一部分。她的第一次团购是猪肉。她在微信上耗费13小时接单、解答邻居疑问，将所有信息录入电子表格。六天后，猪肉终于送达。

随后在4月14日，一位邻居袭击了袁女士。当她与室友们如常进行核酸检测时，一名男子试图强行挤入电梯——按规定每次只允许一户人家乘坐。经过一番争执，他退了出去。

但在排队检测时，该男子突然上前掐住她的喉咙，将她拖倒在地。邻居们合力拉开他。回到公寓后，袁女士开始失控地嚎啕大哭。

“我感到无比孤独无助，“她说。

重新投入团购活动让她暂时忘却了这场遭遇。然而心理创伤持续恶化：抗抑郁药已全部吃完，抗焦虑药物也所剩无几。断药的可能性使她的睡眠障碍更加严重。

自离开北京后她就没看过精神科医生。虽然急需复诊配药，但许多医院诊所要么只接诊新冠患者，要么因内部疫情关闭。要获得外出许可也愈发困难。

5月19日，袁女士终于获准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这是她近七周来第二次走出小区。她穿着居委会强制配备的全身防护装备，骑行四英里到达诊所。返程时因体力不支改为步行，途中经过每片绿地都要驻足停留。

“我迫不及待想获得自由，“袁女士说，“我想从家门口一路散步到外滩”——那是上海中心的历史性滨江步道。“单纯享受漫步，其他什么都不做。”

6月22日，未透露全名的殷先生穿过小区附近的公园。**6月1日：**解封后，殷先生的朋友立刻出门买了冰柜，为下次封控做准备。

他表示，只要仍需频繁接受核酸检测，封控就永无尽头。当多数国家将疫苗接种作为防疫核心时，中国仍沿用武汉疫情初期的策略：快速全面封控、检测及隔离感染者。

不愿具全名的殷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两年前从武汉搬回上海后，他就叮嘱父母常备两个月食物：50罐鱼肉罐头和130斤大米。

因此3月17日小区封控时，殷先生胸有成竹。由于所在社区管控较松，他每天还能在小区内散步，自觉十分幸运。

“封控对我的心理影响不大”，这位43岁的受访者表示。

4月，防疫人员在上海某居民楼巡查。图片来源：沈来骐/彭博社但他的许多朋友因食物耗尽陷入恐慌。随着情绪恶化，居民与防疫人员因每日核酸检测爆发口角甚至肢体冲突。

“人们总是处于战斗状态，就像乌克兰一样。只不过我们没有枪，”他说。

无人机整天在头顶盘旋，大声叫嚣着让人们待在家里。它们会在空中静止停留十多分钟，以确保居民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4月22日，贴在尹先生所在大楼墙上的通知称，小区门口将设置路障。那一周，类似的障碍物在全市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尹先生醒来。

“我准备好战斗了。我在考虑是否应该踢倒那些围栏，”他说。

只是那里并没有围栏。后来，他听说附近小区的居民愤怒地批评了被派来安装围栏的工人，工作因此停止了。

愤怒主导了他的情绪。“你感到一种不公正，但你真的不知道该把愤怒指向谁，”他说。

“不过，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绝遵守并挑战这些规定，那将使当权者难以执行政策，”他说。

在官方宣布解封后的几天和几周内，由于发现新的新冠病例，容纳了该市一半以上人口的区域再次受到限制。

他所在小区的微信群又活跃起来：是不是又该囤积食物了？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封锁是否会结束，一种绝望感正在蔓延。

他现在渴望离开上海——甚至可能离开中国。

“你的脖子上还拴着一条链子，”殷先生说。“只不过现在，链子稍微长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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