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与英国医生》书评：接种的构想——《华尔街日报》

接种天花疫苗。图片来源：Bridgeman Images作为负责世界领导人生命的医生，这是一种多么令人诅咒的特权。2020年4月，有报道称，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在感染新冠病毒的鲍里斯·约翰逊——正如首相本人后来所说——“命悬一线”时，给唐宁街的通讯团队发短信。如果病毒致命恶化，他的医生和公关人员想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说什么？电影《斯大林之死》中的场景闪过：尸体、犹豫不决、恐慌。

对于56岁的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来说，情况一定更加糟糕。他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卷曲的假发，从英格兰赫特福德郡舒适的农舍出发，乘坐马车长途跋涉1700英里前往圣彼得堡。迪姆斯代尔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召见，不仅要为女皇本人接种疫苗，还要为她13岁的继承人保罗大公接种。叶卡捷琳娜寻求免受天花的侵害，这种世界性的灾难，凭借科学的智慧和社会说服力，成为第一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通过人类干预被根除的疾病。

叶卡捷琳娜授予为她的疫苗提供病毒物质的男孩的纹章。照片：SPUTNIK/Alamy与天花大流行相比，新冠疫情仿佛只是个抢镜的配角：这种更致命、传染性更强的疾病以一波又一波毁灭性浪潮席卷社会。1752年的伦敦，每七例死亡中就有一例由天花导致。高烧与脓疱之后是未知的恐惧。当时的治疗手段本身既无效又痛苦：放血、刺破排脓、裹毯发汗——这套疗法源于对四种生命体液（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汁）平衡决定健康的古老信仰。（迪姆斯戴尔对医学史的贡献之一，或许就在于他坚持要求开窗通风。）

正如露西·沃德在《女皇与英国医生：叶卡捷琳娜大帝如何对抗致命病毒》中生动描述的，女皇的邀请是一场豪赌，这既源于迪姆斯戴尔关于天花接种方法的著作，也因其无微不至的医者声誉。他的贵格会教养培育了一种以疗效而非自我为中心的行医理念。

人痘接种先于牛痘疫苗问世。该方法最初由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从君士坦丁堡引入欧洲。她坚持为子女接种，并说服汉诺威王室效仿——在未来的卡罗琳王妃带领下，王室子女也接受了接种。

这种疾病的发展轨迹令人心碎：夺走儿童与青年生命，即使幸存也会让女性毁容断送婚嫁前途。书中写道"18世纪竟有五位在位君主因天花垮台"，包括彼得大帝的孙子——幼帝彼得二世。维也纳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皇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媳。俄罗斯的幸存率尤其低，难怪叶卡捷琳娜要借科学赌一把国运。

尽管天花危害巨大，但让女皇本人及其继位的皇太子亲自接种疫苗，对病人和医生来说都是一种冒险。成功的一面是获得对该病的免疫力，为凯瑟琳的子民树立近乎神圣的榜样，同时为她那位紧张的医生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而失败则不仅意味着如果他们的’小母亲’去世，全俄罗斯都会拒绝接受治疗，还将给迪姆斯代尔及其同行的儿子带来灾难。地缘政治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果出现问题，有些人会将其解读为外国势力的暗杀。

所有关于柳叶刀切口和脓液的描述是一回事——真正令人痛心的是对贫困儿童进行的实验。年轻的军校学员被当作实验对象；据凯瑟琳描述，一个’小如虫子’的6岁男孩为女皇提供了病毒物质，而她则准备了’五粒汞粉’并用’甘汞、蟹钳和锑’进行净化。随后她在夏宫皇村静候结果，期待出现理想的病程：发病、康复。

在她和体质较弱的儿子都获得喜人结果后，凯瑟琳开始宣传这一成功。迪姆斯代尔获得了相当于2000多万美元的报酬和一个男爵爵位。铸有凯瑟琳侧像的铜质奖章上刻着’她以身作则’。凯瑟琳不合理的竞争心态也起了作用：‘我们一个月内接种的人数超过了维也纳八个月的接种量’，她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决心超越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成就。当未接种疫苗的路易十五于1774年死于天花时，凯瑟琳如此自得，以至于告诉她在巴黎的朋友兼代理人冯·格里姆男爵：‘作为18世纪的法兰西国王，死于天花真是可耻。’

《女皇与英国医生》详尽记述了一次特殊际遇，以饱满的笔触呈现了两个生命因对可怕疾病的恐惧与治疗而产生交集的特定时刻。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疫苗接种诞生的传记。作为一部把握时机的主题编年史，其叙事手法娴熟迷人。书中诸多情景至今仍令我们倍感熟悉：父母之爱中的风险权衡、统计数据对大众的有限说服力。正如在法国推行接种术的意大利医生安杰洛·加蒂所言：“人类总是对当下极其微小的危险反应过度，而对可能更严重但较遥远且不确定的威胁无动于衷。”

曾担任政治记者的沃德女士采用新闻体写作，偶尔会混入管理术语甚至市井俚语——比如"自上而下"、“诸如此类”。我难以认同书中将叶卡捷琳娜女皇描述得如此勇敢的观点，毕竟她可以随意用儿童做试验，又具备理解接种与患病概率统计数据的学识。但无可否认，这部作品以充沛的笔力及时记录了一对男女为推进科学救赎事业（包括自救）而携手奋斗的历程。

奥斯特勒女士是《公爵夫人伯爵：撼动十八世纪伦敦的 scandal 女性》的作者

刊载于2022年6月23日印刷版，原标题《接种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