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觉醒派”共事——《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J·斯科特·阿普尔怀特/美联社企业高管们或许觉得应对现代职场中政治化的"取消文化"令人精疲力竭。但如果得知就连从事"取消"行业的人也对此难以忍受，是否能稍感宽慰？

笔者仍在思考，是否有人能举出一个由进步左派建立的伟大文明。与此同时，对华盛顿特区"怨愤工厂"内部的观察显示，左派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有时忙于互相抱怨，反而无暇完成他们抱怨美国的核心使命。不，这并非对《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部的又一次探讨，而是对明确标榜激进主义的组织进行的审视。

左派网站The Intercept记者瑞安·格里姆在近期报道中描述，活动人士担心会被自己的员工"取消"。基层社区组织者要求自家机构改革的方式，与他们对待那些毫无利害关系的生产型企业如出一辙。

格里姆列举了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到塞拉俱乐部等进步派组织近年来的内斗。他表示这导致"进步倡导领域"“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功能性瘫痪”。

极左翼的境况真有如此糟糕？格里姆或许言过其实，但显然在某些组织中，解决问题的障碍正是对坦诚描述职场文化的抗拒。格里姆写道：

一位组织中的资深领导者表示，这种沉默部分源于对助长右翼网络喷子的恐惧，这些人正试图削弱左翼势力。采用他们的语言和框架感觉像是向恶意势力投降，但忽视它只会让问题恶化。“右翼将其称为’取消文化’或’点名文化’，“他说，“所以当我们谈论自己的运动时，这很困难，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右翼的框架。这非常困难，因为当我们使用他们的框架时，会附带许多我们不认同的联想和分析。所以就像在问，‘我们该如何谈论它？’”

他说，多年来，招募年轻人加入这场运动感觉像是一种双赢：为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并有机会让一个人开始新解放的生活，致力于追求正义。但情况已不再如此。“大约三年前，我到了一个信仰危机的阶段，就像，我甚至不知道，左翼的许多空间只是——它们并不健康。就像这些人只是——他们过得不好，“他说。“这种动态，无论你想称之为什么——点名文化、取消文化，随便什么——正在制造这种非常紧张的局面，没有人能够承认它，没有人能够谈论它，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有多糟糕。”

这种环境已将期望推得远远超出了工作场所以往为员工提供的范围。“很多为我工作的员工，他们期望组织能提供一切：一场运动，好的，动员投票，好的，治愈，好的，在你生病时照顾你，好的。它是一切，“一位执行董事说。“你能在家中获得爱和治愈吗？但我不能这么说，他们会钉死我。”

为了避免被取消资格，一些左翼领袖似乎采纳了安迪·格鲁夫在硅谷的老格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格里姆先生写道：

如今，难以管理的组织越来越难聘请到领导者……各领域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试图通过组织招聘流程来筛选掉最具破坏力的潜在员工。“我现在的情况是，面对求职者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人从内部搞垮我们组织的可能性有多大？’”一位执行董事说道，这呼应了在本次报道采访中反复听到的论调。（一位执行董事指出，他们的组织与一个在社会正义领域被视为问题人物的高调关联，已从负担变成了福音，因为此人现在无意中成了一个筛选器，排除了那些最有可能将精力集中在内部斗争而非组织使命上的活动家。）

另一位领袖表示，这种冲突已经变得极具破坏性，感觉像是一场阴谋。“我并不是说这是右翼的阴谋，因为我们非常擅长自毁长城，但即便你尝试，你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右翼阴谋——通过催化现有文化，让内部动荡和小规模运动被误认为是数百万人依赖这些组织来抵御即将到来的不公正的社会影响力的战略推进，从而让进步派领袖陷入内斗而瘫痪。”另一位长期担任领导的人士说道，“进步派领袖除了在组织内部斗争外别无他法，这使得组织在外部斗争中完全失去战斗力……每个人都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导致了右翼所需的无所作为，从而成功巩固了一项极不受欢迎的议程。”

如果左翼政治组织的领导者反对取消文化，那么谁在支持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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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曼是《代价：特朗普、中国与美国复兴》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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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沃佐协助编辑“网络精华”。感谢约瑟夫·迈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