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阴影之下》评论：统治凡间王国——《华尔街日报》

奥古斯都大帝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开创帝国的才能与维系帝国的技艺往往相互矛盾。多米尼克·利芬在其新书中指出，亚历山大大帝"不计后果的英雄主义风格"实为政治死路。即便在长存的帝国中，君主与帝国之间也始终存在张力——前者拥有至高无上、近乎神权的权威，后者则依靠官僚、军队、总督和地方精英来运作权力。帝国因战争与个人魅力而诞生，却需仰仗文书行政与妥协艺术存续。

这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者将承受天命的中国皇帝比作"现代大型家族企业的掌舵者"。多数继承者与帝王都难堪大任，但制度仍能维系其统治。君主永远是"官僚体系的囚徒"。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似乎对此深恶痛绝，竟在寝宫外豢养"戈德弗莱克"与"无辜者"两只饥肠辘辘的食人熊，“以此警示随从大臣”。

《神之阴影》堪称发人深省的史诗巨制，唯缺憾在于作者未将研究延伸至当代。利芬将帝王定义为"世袭的最高权威持有者"，统治着幅员辽阔的多元族群。尽管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中国的慈禧太后存在，但帝王通常为男性。作者认为现代是"彻底革新的时代"，世袭的神圣君权已"难以为继"。

帝国权威始终兼具象征意义与实际力量。自其诞生之初，皇帝即便非神明化身，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披着"神圣君主制"的古老外衣。首位皇帝是阿卡德的萨尔贡（公元前2334-2279年），这位近东祭司国王不满城邦狭小，征服了现今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正如印度末代皇帝之女伊丽莎白二世担任英国国教领袖，萨尔贡之女也成为乌尔神庙中月神的最高女祭司。

罗马人对历史的贡献之一在于定义了帝国概念。罗马共和国时期，“imperator"指得胜将军，后指两位执政官之一。帝国始于公元前27年，由内战胜利者奥古斯都建立。这位"冷酷而精明的政治家"通过让元老院贵族分享少量权力和"大量高级职位与庇护权"来安抚他们。他吸取叔父尤利乌斯·恺撒的教训，拒绝在罗马被"正式奉为在世神明”，自称primus inter pares（同侪之首）。但他接受了东方行省精英赋予的神圣地位。帝国地理中永远存在都城与行省间的虚伪鸿沟。

西罗马帝国延续五个世纪，成为近代欧洲帝国的范本。其东方继承者拜占庭又存续千年，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但利芬先生指出，罗马皇帝始终未能解决继承难题。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将皇帝从首席公民升级为神圣独裁者后，维持这一形象成为"额外负担"。加上近卫军的阴谋，罗马在311年间更迭53位皇帝——与美国共和国"永无止境"的党派斗争周期相差无几。公元224年建立的波斯萨珊王朝三世纪间有30位皇帝，而英国自1707年以来仅经历12位君主。难怪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留下的最私密著作《沉思录》倡导斯多葛式的坚忍。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延续了三个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近千年，但中国人是长跑冠军：他们的第一个帝国王朝——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唐朝（公元618-907年）统一中国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中国文学艺术高雅文化的辉煌绽放"。唐太宗"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兼具军事与行政才能，并拥有"戏剧性夸张姿态的天赋"。与马可·奥勒留一样，他也为继承人留下了治国箴言。

唐代君主奉行儒家思想，通过贵族阶层进行统治。取而代之的宋朝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元素，依靠擅长从地方征税的官僚精英治国。科举制度与"新儒家意识形态"将中国精英阶层与帝国秩序紧密绑定。利芬先生将科举制比作维多利亚帝国中"公学与牛津剑桥体系的作用"。

没有任何帝国能像阿拉伯哈里发国那样"扩张得如此迅速而广泛"。在穆罕默德公元632年去世后的三代人时间内，其继任者的统治疆域从西班牙延伸至中国边境。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确立了伊斯兰世界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直到大英帝国出现之前，再没有哪个体系能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广泛或更深远的影响"。利芬指出，750年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的过渡，类似于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到戴克里先的君主制转变。早期倭马亚统治者"在谦逊和忠于传统的表象下掩盖了王朝君主制的实质"，而阿拔斯王朝则"展现了波斯式辉煌的帝国君主制"。

利芬先生对非欧洲帝国的强调令人耳目一新，但他的叙述却像大英帝国一样逐渐式微。如果他能够深入探讨这一主题，而不是抱怨唐纳德·特朗普与德皇威廉二世假定的相似性，那将会更具启发性。20世纪40年代见证了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帝国的战败，英法帝国的衰落，以及超级大国时代帝国理念的嬗变。当今的多极世界正是由帝国塑造的。唯一认为现代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不是以其他名义存在的帝国的人，恰恰是美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格林先生的最新著作是《宗教革命：现代灵性的诞生，1848-1898》。

刊登于2022年6月8日印刷版，标题为《统治人间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