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为何年轻辩手能成为优秀领导者

当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她将成为四位曾参与高中或大学辩论队的现任大法官之一。约翰逊、尼克松和卡特总统都曾参与辩论，托妮·莫里森、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以及百事公司前CEO英德拉·努伊亦是如此。奥普拉·温弗瑞曾这样评价她的演讲与辩论经历：“它关乎语言的力量——影响思想、揭示更高真理、改变观念，甚至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竞技辩论的规则很简单。两支队伍随机分配立场，就某个命题（比如"人们不应吃肉"）展开正反方辩论。每位辩手在公正裁判面前享有7到12分钟的等时陈述，裁判将胜利判给更具说服力的一方。除了一些辩手对记笔记的钢笔有特殊执念外，这项活动无需特殊装备。

人们参与辩论的动机各异。有人怀着青少年彻底击败对手的冲动，有人渴望聚光灯却缺乏运动或艺术天赋。2005年，当我这个刚从韩国移民澳大利亚的10岁腼腆孩子第一次参赛时，吸引我的是获得关注的可能性——那几分钟全场安静聆听我发言的时刻。

在那个郊区小学阴沉的下午，当我起身发表人生首次辩论演讲时，我感受到对手的敌意和观众的期待。而当我开口时，内心思想与外在表达的界限消融了。我注意到观众席的细微变化：认同的闪动、不规律的呼吸、轻微的颔首。

那一刻，当世界的坚硬表面在说服力面前屈服时，会让人产生一种令人上瘾的眩晕感——意识到自己拥有改变他人想法的力量。马尔科姆·X在描述自己首次参加监狱辩论队时写道：“站在台上，看着仰起的脸庞……如果我能通过正确的方式让他们站到我这边，我就赢得了辩论——当我迈出第一步后，就彻底沉迷于辩论了。”

但这种兴奋转瞬即逝，因为辩论者进阶之路必然伴随连串失败。新发现的声音天赋并不会附带说服指南，而辩论最残酷的教训就是：正确性从不保证说服力。事实上，当辩手对自己的立场最确信时，往往遭遇最惨痛的失败，因为笃定会招致草率和浮夸。

真理与说服力的割裂是辩论令人不安的一面。这种崇尚表演的形式可能奖励油嘴滑舌与谎言。机会主义者和恶意辩手常会钻这个空子，这也成为辩论活动的历史包袱。但辩论的局限恰恰警醒我们：真理不会自动获胜。辩手们明白，发现真理的时刻，正是必须开始工作的时刻。

辩论更提供了优化分歧的工具箱。通过从具体争议抽离到普适原则，它能揭示日常争执的内在规律。辩手学会提炼成功论证的核心要素：论点本质、立论依据、历史先例、利益相关方。他们领悟到，当分歧真实存在、意义重大、具体明确且双方目标一致时，辩论才最有价值。他们发现如何直击争议核心。辩论传授的知识体系比形式逻辑更易掌握，比谈判技巧更具普适性。

年轻的辩手们属于一个奇妙的世界。每个周末，数百名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梭于美国各地参加辩论赛。比赛日从清晨七点开始，充满戏剧性冲突——情绪高涨，流言蜚语推动着名声的起落。这个社群大多时候紧密团结，下周又重整旗鼓再来一轮。

这是辩论带来的另一重要启示：完全可以在分歧之上而非妥协之下构建共同体。这样的群体或许嘈杂混乱，却拥有千变万化的丰富性，这是那些建立在表面和谐基础上的群体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个道理正在过时。在极化时代，我们总忍不住追求共识，强调共性而回避差异。当下盛行的处世哲学是寻找观点一致者，巩固基本盘——或者对幻灭者而言，选择超然于纷争之上。

作为天性羞怯的人，我时常感受到这种本能的拉扯。童年时代我总在逃避分歧，以为各种形式的顺从——殷勤、同化、妥协——能带来安宁。但后来明白，维持表面和谐需要太多妥协与自我背叛。政治领域亦是如此。国家本质上是不断演变的论证。放弃说服的信念，就等于放弃了共同生活的愿景。

优秀辩论者最显著的特质，是对分歧力量持久不衰的信念。他们近乎偏执地拒绝回避争论，反而在工作中和社区里善用这种创造力。这固然体现了对自身能力与魅力的过度自信，但也彰显了对他人真诚交流能力的信任。善于辩论并非人生全部，但好的辩论如同人性——有缺陷、要求高，却比想象中更有力量。

徐先生是两届世界辩论冠军，曾任哈佛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辩论队教练。本文改编自他的新书《好的论点：辩论如何教会我们倾听与被倾听》，该书于6月7日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刊登于2022年6月4日印刷版，标题为《为何年轻辩手能成为优秀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