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评论：突然间，她孤身一人——《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当一部小说重新出版时，它带着新的时代背景回归，这种重新发现促使我们思考：过去的声音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例如，在特定的地缘政治危机中，或当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酷刑或政治监控卷土重来时，再版作品会因预见了这些事件转折而受到推崇。这不仅是营销策略，更是一种思考方式——过去的文学依然鲜活、变化，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奥地利作家玛琳·豪斯霍夫1963年的杰出小说《墙》的再度问世，似乎从多个层面切中时弊。该书最初由肖恩·怀特赛德英译于1990年出版，现由新方向出版社再版。它被描述为后末日科幻小说、女性主义文化批判、早期生态小说和动物权利宣言。这部作品既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典范，又蕴含荒诞主义元素。早期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二战阴影或许已显得遥远，但在核威胁令人震惊地重回新闻头条的当下，冷战的回响无疑引发共鸣。

耐人寻味的是，在如此复杂的指涉与关联性之下，《墙》本质上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二十世纪中叶的四月末，一位奥地利中年女性与表妹路易丝及其丈夫雨果前往山间猎屋小住。安顿好后，路易丝夫妇前往镇上，而我们的无名叙述者带着猎犬林克斯留在猎屋。当次日清晨仍未等到同伴归来，她带着林克斯外出寻找，却撞上一道力场——“本该只有空气的地方，却遇到光滑冰冷的阻力”。一夜之间，某种无形的墙被筑起。她被困在墙内，很快发现墙外的所有生命都已死亡。沿墙行走时，几英尺外的人与动物纷纷倒地。没有活动迹象，也没有救援到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开篇几页，余下篇幅则是两年半后她记录的生存报告：在文明消亡之际，独自求生的挣扎历程。

《墙》是一部极具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辨小说，其核心命题并非探讨世界遭遇了何种变故，而是追问当社会结构崩塌后，现实将如何重构。这部作品常被比作《鲁滨逊漂流记》，不仅因其相似的孤岛生存设定，更因两者叙事脉络如出一辙——都以独白者的口吻详述求生历程。但《墙》的叙述者显然幸运得多：她拥有食物、木屋和工具。她发现并驯养了名为贝拉的奶牛，摸索出照料方法，最终为它接生小牛。她采集浆果，种植土豆和豆类。除了贝拉和山猫，她还照料着几只猫，与这些动物建立了深厚情感。如同鲁滨逊，她的冒险平凡却生死攸关，在关键情感节点，冷静的记录总会让位于锥心刺骨的自我剖白：

“我常期盼着不再有任何值得眷恋之物的那一天。厌倦了所有东西都被夺走的感觉。可只要森林里还有让我去爱的存在，我就无法停止去爱；若某日万物寂灭，我的生命也将终结。倘若世人都如我这般，高墙就永远不会出现……但我明白为何他人总能占据上风。”

从另一维度看，她堪称反鲁滨逊式存在。如果说笛福笔下的叙述者是殖民主义的化身，通过对土地与动物的征服来求生，那么《墙》的叙述者则是其女性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面，被对周遭世界的责任感所驱使。“我是这头奶牛的主人与囚徒，“她如此揶揄贝拉，“但即便我不需要它，也无法弃之不顾。它依赖着我。“这位女性视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却也清醒认知理解的边界。“我温暖而鲜活，“她想象贝拉眼中的自己写道，“它感知到我的善意。我们永远只能理解到此为止。“她不仅生活在实体高墙之内，更被困于人类意识的藩篱中，恰似豪斯霍弗同时代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笔下那些孤独的角色。

玛琳·豪斯霍费尔于1970年因骨癌去世，享年49岁。她在《墙》中展现的天才之处在于，她从未让故事滑向象征或隐喻的窠臼——正如我刚才将实体墙与心理围墙相提并论那样。读者始终被固定在叙述者的处境中，被迫理解她所面临的境况。故事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全书持续回荡着深意：比如开篇对核战争的提及，既构建了一个未被深入探讨却始终萦绕的寓言可能，叙述者对围墙的种种揣测也从未带来清晰的解答。这堵墙仅仅是一个既定事实，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至于这部小说究竟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除了已被赋予的诸多标签外，它确实同时被冠以这两种称谓），其核心既不在于墙本身，也不在于创造墙的世界，而在于一位极度善良、敏锐且坚韧的女性经历——她那孤独却无比清醒真实的生存状态，反而让我们所处的世界显得有几分超现实。

瑞克先生是小说《塞缪尔·约翰逊的永恒回归》的作者，并担任多萝西出版项目的联合总监。

刊载于2022年6月4日印刷版，原标题《围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