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枪支管控上“采取行动”行不通——《华尔街日报》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是，公共事件常常被简化为口号，而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枪击案后流传的短语是"采取行动"。此处的含义是：由于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美国应采取控枪措施。

与之相伴的是一种信念，认为"采取行动"就能达成预期效果。但若现实已接近相反境地呢？退一步观察不难发现：美国政治体系为解决各类问题叠加了太多方案与次级方案，最终形成深陷泥潭的体制。

政治左翼总在街头呐喊现行体制对多数人"失灵"。谁能否认呢？但他们更应审视这个"体制"的真实面貌——无论是公立教育、医疗体系、刑事司法、心理健康、气候变化还是国防系统。

这里充斥着层层法律、衍生法规、行政程序、司法判决和反复修订，既催生了僵化的官僚泥沼，也日益酿成灾难。可悲的政治现实是：随着时间推移，“采取行动"往往事与愿违。这种失效的社会代价巨大：民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持续崩塌。

乌瓦尔德事件前的新闻焦点是婴儿配方奶粉短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过度风险规避。人们不解FDA为何如此矫枉过正，答案正藏在当年"采取行动"的冲动之中。

20世纪60年代初，一种名为"反应停"的止吐药物导致畸形婴儿出生，促使美国通过法律收紧药品审批。过度谨慎的思维模式从此深植于FDA的文化基因。该机构迅速建立了一套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的药品审批流程，常常延误救命疗法的研发。如今每款新药审批成本高达26亿美元，这也意味着罕见病研究难以获得关注。

1969年，在改善空气质量的舆论压力下，国会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如今学界普遍认同，这部因规则堆积导致政策淤塞的典型法案，正在侵蚀其立法初衷。

两周前在本专栏，我们曾探讨布法罗大规模枪击事件后，1970年代以"保障权益"为名的精神病患去机构化改革如何导致流浪者激增。事实证明，这套体系根本无法实现社区照护的改革目标。

乔治·弗洛伊德遇害案引发警务问责改革呼声。上周拜登总统签署包含19项问责措施的行政令（其权限不涵盖地方警局）。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期间，芝加哥发生51人遭枪击、9人死亡的惨案。芝加哥等地枪击案激增的原因之一，正是警察因新规或诉讼压力选择提前退休或消极执法，最终形成警匪双重失责的恶性循环。

众议院民主党人正推动表决《保护我们的孩子法案》，该法案整合了八项独立的枪支管制法案。乍听之下，这似乎简单明了。但实际上，我们过于复杂的体系几乎使每一项公共职责都沦为空谈。枪支管制又怎能例外？

民主党人和媒体正猛烈抨击共和党人拒绝在枪支问题上"采取行动”。上周我观看了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参议院发言，他对"MAGA"政治对手的敌意之强烈令人震惊。像舒默这样的高层官员本应是稳定的源泉，但他甚至不再尝试克制。

左右两派这种反复陷入政治愤怒的循环，正在形成系统性危机的雏形——如果我们尚未身处其中的话。随着公众信心消退，煽动性言论的吸引力正蔓延至主流社会。

本专栏不会以呼吁安抚性的两党合作收尾。那种时代已经结束。多年前，一场名为"政府再造"的民主党运动围绕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展开，旨在精简官僚机构。但如今由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和国会进步派核心小组领导的大政府主义民主党人，早已扼杀了这场自我改革运动。

这种拒绝改革公共部门绩效的态度催生了特许学校。它促使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从加州迁往德州。它造就了唐纳德·特朗普。

这是多么讽刺。尽管2016年后反对派因所谓"特朗普现象"而疯狂，但特朗普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米克·马尔瓦尼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削减并优化了大量联邦法规。我在此要强调的是——在更多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之前，从根本上清除体制积弊——这才是唯一的真正解决方案。

乔·拜登上任后，以"前任总统"为由推翻了许多改革。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做点什么"的老路。这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更多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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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于2022年6月2日印刷版，标题为《为何"做点什么"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