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锁措施促使年轻人重新思考人生规划——《华尔街日报》

对于许多将上海视为追逐梦想之地的中国人来说，这座城市的两个月新冠封控犹如一记警钟。

这不仅仅是隔离生活和被转运至方舱的威胁。许多人描述，被迫切换至生存模式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如今，一些人正在彻底改写人生规划。

今年早些时候，27岁的钢琴教师沈女士（Sandra Shen）还在与同是上海人的丈夫讨论是否要孩子。她当时犹豫不决。现在她已下定决心：坚决不要。

这个决定并非由单一事件促成，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是当局在全城封控决策上的反复——此前官员曾明确表示无需封城。随后是抢菜难、防疫人员强行进入被转运居民家中等事件。对养有两只贵宾犬的沈女士而言，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是那段柯基犬主人被转运后，宠物遭社区工作人员当街棒杀的视频。

“我们这代人被欺负已经够了，“她说。她的新计划是环游世界并提前退休，可能四十岁就退。

上海严苛的防疫措施迫使许多居民进入生存模式，据反映他们面临买菜难、就医难等问题。照片：ALY SONG/REUTERS上海式封城正在全国多地轮番上演，加剧了许多中国年轻人对上升通道收窄的焦虑。原本相信勤劳守规则就能迎来光明未来的中产阶层逐渐意识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或许并不包括他们。

疫情期间全球民众都经历了重大人生转变，例如逃离大城市或辞去高压工作。在中国，官方对零星疫情零容忍的政策导向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应对方式——这意味着轮番封控、大规模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对部分人而言，这让他们猛然意识到个人生活可能随时因政府指令而天翻地覆，从而消解了成家、购房或创业的欲望。

描述年轻人幻灭感的流行语早已有之：“躺平”——拒绝996工作制，抗拒在特定年龄完成结婚生子等传统人生目标。如今表达更深层次绝望的新说法"摆烂"正悄然兴起。

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下，即便零星疫情也可能导致集中隔离。照片：alex plavevski/EPA/Shutterstock对严厉新冠防控措施的悲观和沮丧情绪，尤其是中国年轻人中的这种情绪，在一段现已被审查的视频片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视频显示上海一名年轻男子与试图将他带往隔离中心的官员之间的对话。面对防疫人员的警告——如果不服从，后果可能影响他家族接下来的三代人，这名男子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

上海一位36岁、单身多年的剧院经理表示，她现在彻底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这位只愿透露姓氏为袁的女子于2020年底从北京搬到上海。她所在的演出公司此前因严格防疫措施遭受重创。上海在保持低病例数的同时避免对商业和民众生活造成重大干扰的成功经验吸引了她，她希望最终能创办自己的剧院公司。

今年三月，当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开始出现时，她以为上海当局能在一两周内控制住疫情。

袁女士表示，封控的严厉程度令人震惊。四月初，她每天给未能储备食物的邻居送餐。在看到连她所在高端小区最富裕的居民都在乞求食物后，她说自己意识到在当今中国，连基本生活物资都无法得到保障。

她现在希望攒一大笔钱，要么投入低风险理财产品，要么在黑龙江老家开一家杂货店。“我正在重新考虑职业和家庭计划。我非常谨慎，非常悲观，“她说。

封控近两个月后，上海往日繁忙的街道上周仍基本空无一人。图片来源：沈来骢/彭博新闻早在疫情之前，中国当局就担心出生率下降和结婚率下滑。过去几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家庭价值观”。习近平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支撑着国家的繁荣。

上海的出生率已经是全国最低的城市之一，2021年该市女性终身生育子女数为0.7。去年上海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

在世界各地，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闭措施都与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有关。2020年初，当新冠疫情首次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暴发时，数月的隔离和焦虑对居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导致自杀事件增加。

今年春天，在上海2,500万居民开始应对包括封控措施在内的新冠防疫限制之际，中国搜索引擎百度(Baidu Inc.)上"心理咨询"的搜索量激增。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在2020年武汉封控和今年上海封控期间，她通过免费热线接到的求助电话激增，当时人们都待在家里。与此同时，她的付费客户难以维持定期咨询。她说，其中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无力支付咨询费用，还有一些人与父母或年幼的孩子一起被封控，没有任何隐私。

全球范围内，与隔离防疫相关的抑郁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增加。图片来源：ALY SONG/REUTERSAmelie Hu今年44岁，是一家美国公司驻上海的内部律师，自3月10日以来一直居家隔离。她说，为了应对焦虑和抑郁，她一直在狂吃甜食，而读到其他居民因封锁无法及时就医的报道，让她的情况更加糟糕。

胡女士说，2013年从纽约回到上海后，她曾以为自己会在家乡度过余生。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公民，但在这次封控之前，她从未考虑过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如果政府能把我们关三个月，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她说。虽然她对美国政治持批评态度，但绿卡现在已提上她的日程。“我只是需要一个选择，“她说。

George Chen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员，他说，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几个月来他一直无法经常出差工作。由于未能完成销售目标，他失去了奖金。他每月约3000元人民币（合445美元）的基本工资大部分用于支付与他人合租公寓的租金。年近30岁的陈先生来自河北省，他说他现在已经搁置了买房和找女朋友的计划。

“现实点吧。我现在看起来很有市场吗？“他说。他的短期计划是搬回河北与父母同住，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最近一个深夜，他接到了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自动电话通知，告知他曾与一名确诊新冠感染者有过接触，这意味着在他手机上的健康码转绿之前，他不能前往公共场所。这可能需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并等待数天。

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条自动发送的信息，但他还是忍不住对着手机大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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