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新冠政策下的中国检测呈阳性——《华尔街日报》

过去两年间，全球已有数百万人感染新冠。而我作为少数在中国这个清零政策国家染疫的美国人之一，亲身体验了这种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两年里，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不时对大片区域实施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封锁。

2月4日抵京报道冬奥会花样滑冰赛事19小时后，我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若按美国防疫流程，我只需在酒店房间自我隔离。但在中国，经过五天抗争后，我被两名陌生人押送着踏入消毒液流淌的电梯，穿过黄警线封锁的大厅，塞进一辆要将我送往无限期隔离设施的救护车。车门关闭瞬间，我又听见了消毒喷雾的嗤嗤声。

我在北京冬奥会经历的防疫手段——如今正在上海等城市全面实施——与全球多数地区的新冠应对方式截然不同。中国政策要求集中隔离阳性人员，而非允许其居家隔离。当局称此举对防止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但人员转运存在后勤与疫情扩散双重风险。

现行规定要求所有新冠症状患者（无论多轻微）必须住院，这可能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中国防疫措施过度关注极低概率的物表传播风险，不仅造成后勤噩梦，更挤占了更有效防控措施的施行空间。而中国对阳性检测的认定标准可能是全球最严苛的，这使得隔离可能成为无期徒刑。

当这种措施被应用在一个最多容纳7.5万人的封闭奥运泡泡中，且持续时间仅一个多月时，它是可持续的。然而，当中国政府试图将清零策略推广到14亿人口时，政策开始崩溃，整个国家——乃至全球供应链——都正在承受其后果。上海等城市的封锁无休无止。食品短缺已成为切实威胁。儿童在检测阳性后与父母分离。对消毒的执念导致急诊室关闭，患者被拒之门外而死亡，与此同时，健康状况不明但未确诊的健康人群却被与感染者一同塞进大巴。如今，病毒正威胁着要对首都北京实施封锁。

5月13日，北京一处核酸检测点，消防员正在喷洒消毒剂。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官员和记者曾担心自己可能在那里呈阳性。想到要进入隔离设施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但更糟的是难以离开这些设施。新冠检测涉及使用称为“Ct值”的阈值，其本质上代表检测到病毒存在所需的放大倍数。阈值越高，灵敏度越高。一些职业体育联盟的标准是30。中国最初计划将任何低于40的Ct值视为阳性检测。就在奥运会前夕，标准略有放宽，将Ct值在35至40之间的结果置于一种病毒炼狱状态。

组织者表示，他们在机场拦截了284例阳性病例，而我并不在其中。从华盛顿特区出发，历经三天多次转机后，我报道了一场花样滑冰赛事，晚上7点完成了每日新冠筛查检测，吃完晚餐便就寝。在我熟睡时，我的上司——其职责包括担任我们公司与奥运会期间负责防疫工作的众多机构之间的"新冠联络官"——在凌晨1点11分收到了北京福建大厦公共卫生负责人的邮件。

“尊敬的先生！“邮件开头写道。“情况是这样的：LOUISE RADNOFSKY昨晚7点进行的日常核酸检测中，N基因CT值为33.39，ORF1ab基因CT值为32.55。根据防疫规定，我们将她转送至主隔离酒店是否可行？”

至此，我成为了奥运会闭环内179名检测阳性者之一——这一点我通过自己的快速检测得到了确认。我的上司紧急与酒店公共卫生官员协商，试图阻止我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我立即开始掩饰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新冠症状的表现：我可不想因为喉咙痛被送进医疗机构。我大量饮水，食用同事放在门外的蜂蜜包。还用水壶和威士忌自制了预防性止咳糖浆。

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CT值，以及这套既严格又不精确的检测机制。检测时让我选择鼻拭子或咽拭子，我选择了后者，之后因担心咖啡和果汁可能污染口腔样本影响检测数值，便戒断了这些饮品。每次检测前一小时我都会刷牙，指望这或许能有所帮助。

当我的检测数值有所改善时，中国官员却质疑起他们自己的检测结果。“我们的核酸检测团队告知我们，今晨的核酸检测中她未积极配合采样，”他们报告称，“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今晨检测结果失准的原因。”

我被指控“躲避”咽拭子采样，因为检测人员尝试了三次才成功取样。我原以为他们只是操作严谨。显然，我们已经耗尽了东道主的耐心。2月9日我的检测结果出炉后，酒店防疫官员写道：“已启动转运流程，请通知她收拾行李。”

“请不要焦虑，”我在整理物品时被告知，“只是随机转移到另一家酒店。”

救护车将我送至北京冬奥闭环区域外的如家商旅酒店。许多新冠阳性的奥运选手被安置在条件更简陋的场所。外卖基本无法送达，但盒饭会准时送来——装在因消毒喷雾而湿漉漉的塑料袋里。我通过比赛直播画面撰写花样滑冰报道，以此度过隔离时光。

根据修订后的冬奥防疫政策，若连续三天Ct值高于35（多数国家视为阴性，但中国界定为“临界阳性”），我便可进入“有条件解除隔离”状态。在隔离设施的第三天，即首次检测阳性后的第八天，我达到了这一标准。当地防疫官员已准备为我预约出租车。

但另有人拒绝签字放行。同事们判断是公共卫生体系中更高层级的官员对规则有不同解读。与此同时，我的检测数值再次回落，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得重新计算隔离期。我在房间里陷入恐慌，最终推开窗户尖叫出声。

我并非唯一一个被隔离却对何时能获释、如何获释或由谁决定毫不知情的人。奥运官员和外交官们正竭力寻找方法，让那些已无传染性但可能数周内都无法达到检测标准的人重获自由。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我将以直接前往机场为前提被释放——前提是我能突破重重行政障碍。

2022年2月19日，北京机场内冬奥会吉祥物与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共同迎接旅客。图片来源：Timmy Huynh/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仅需15分钟远程医疗问诊，我便获得了符合美国疾控中心标准的"康复证明”——此时距我首次新冠检测阳性已过去10天。更大的难题在于中国每天只允许少量商业航班进出北京，且并非所有航班都显示在官方订票系统中。在新闻中心的国航柜台，我的上司在得到明确承诺后为我购买了飞往日本的机票，对方保证我在东京成田机场转乘赴美航班时无需再次隔离。

“她不会像《幸福终点站》里的汤姆·汉克斯那样滞留。“国航工作人员对他说道。

拿到离境机票后，形势骤变。在我首次检测阳性的第11天，新的核酸检测迅速安排完成，几小时后一张纸条从门缝塞入。上面没有Ct值——只有"阴性"二字。

登机前还有最后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中国要求出境者填写"健康申报”，其中两个问题令人难以作答：“过去14天内，您所在社区是否报告过新冠确诊病例？“以及"过去14天内是否接受过新冠病毒检测？若检测过，结果是否为阳性？”

若如实回答"是”，可能让我在二月份就无法离开中国；若回答"否”，一旦申报不实将面临三年刑责。我最终勾选了"是”。

“保持镇定，“次日清晨我带着两份矛盾的资料——阴性检测证明和显示警示红色的出境申报二维码——乘出租车前往机场时，上司这样叮嘱我，“礼貌但坚持立场。”

机场工作人员看到二维码时眼神透出担忧。她将我带到一个电子问询亭，屏幕上显示着同样的健康申报问题，示意我将所有"是"改为"否”。

此刻我的心跳如擂鼓，询问她是否确定这样操作正确——并暗自希望整个过程被监控记录。她坚称"社区"范围很小，“比如一栋楼”，而我认为没必要告诉她我住的"那栋楼"可能容纳了北京大部分已知病例。她随后关于我新冠状态的宣告更让我愕然。

“今天，“她说，“你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致信 路易斯·拉德诺夫斯基，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发表于2022年5月28日印刷版，标题为《清零中国里的阳性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