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亚与伊斯兰艺术：追寻现代性》评论：灵感引入的设计 - 《华尔街日报》

蒂亚拉 (1936年)摄影：卡地亚达拉斯

由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去年秋季首展）与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美国唯一展场）联合策划的“卡地亚与伊斯兰艺术：追寻现代性”展览，汇集近500件展品讲述了一个复杂而迷人的故事。故事始于20世纪初，当时伊斯兰艺术的涌入在欧洲和美国掀起了一股对摩尔式西班牙、埃及直至伊朗和莫卧儿印度艺术的新热潮。我们可以在莱昂·巴克斯特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的服装与布景中看到这种影响，在保罗·波烈设计的珠宝袖口哈伦裤装中感受其魅力，在《一千零一夜》等故事的插画以及模仿阿拉伯、波斯等风格的壁纸、纺织品和陶瓷器上发现其踪迹。

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公众在伊斯兰艺术展上所见：青铜器、陶瓷与水晶器皿通体雕刻彩绘；奥斯曼土耳其伊兹尼克陶器上张扬的花卉纹样；被商人从手稿中裁下逐页售卖的华丽波斯与莫卧儿细密画及纺织品。亨利·马蒂斯等艺术家敏锐捕捉到这些元素，他在参观1910年慕尼黑“穆罕默德艺术杰作展”的3500余件展品后，留下了“非凡”的著名评价。本次展览通过揭示伊斯兰艺术对卡地亚装饰艺术风格及后续标志性设计的开创性影响，为这段艺术史提供了新的注脚。

例如，1914年头饰上镶嵌于乌黑钢面的大颗钻石，其杏仁形状与9至10世纪伊朗青铜器上的光轮如出一辙，只是被翻转倒置并以红宝石勾勒轮廓。1928至1929年间极具装饰艺术代表性的长阶梯形钻石手镯，灵感源自砖砌工艺。三角形、六边形、圆形和菩提花纹（常被称为佩斯利花纹）以各种形态跃然眼前，而蓝宝石与祖母绿——有时搭配绿松石——的色彩组合则借鉴自伊朗瓷砖马赛克。自1930年代起，红宝石、蓝宝石、钻石和祖母绿开始簇拥成印度风情的"水果锦囊"手链与项链。北非珠宝则影响了卡地亚1970年代珠串式的"嬉皮时尚"首饰。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数十年来烟盒与化妆盒上层出不穷的装饰：从奢华书籍装帧启用的徽章纹，到纺织品般繁复的蜂巢与蔓藤花纹。部分作品采用波斯艺术品中常见的扇形"云肩"纹样——该文化元素正是波斯自中国借鉴而来。

叠链项链（1947年）图片来源：卡地亚这些设计印证了联合策展人希瑟·埃克尔的见解——这位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前伊斯兰与中世纪艺术策展人称之为"卡地亚从伊斯兰艺术与建筑中汲取的造型语汇"。其发展关键源于创始人孙子路易·卡地亚的收藏，他于1898年与父亲共同执掌品牌。虽大部分藏品早已流散，但策展团队寻获的绘画、照片与书籍选集仍展现了媒介与风格的广度，卡地亚设计师的草图更印证了与这些素材的深度互动。有些图纸精准复刻了几何纹样、涡卷蔓藤、徽章或土耳其陶瓷织物上的圆点纹；另一些则是对形态进行实验性改造与重组。

在一场展览中，我们通过对比1907年镶嵌蓝宝石的"花环"胸针（饰有螺旋藤蔓、蝴蝶结与缎带）与1902年由三排平行钻石波浪组成的头饰，见证了向抽象风格的转变。另一展区则通过卡地亚档案中的《创意手册》照片和成品石膏模型，完整呈现了这一演变过程。有时我们还能发现设计师将馆藏微缩肖像、护身符或雕刻祖母绿等元素融入创作——他们完全无视这些文物原本的象征意义，这种态度被展评文字恰如其分地称为"令人扼腕"。

《卡地亚与伊斯兰艺术：追寻现代性》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展厅中不时出现珠宝盒般的天鹅绒黑墙空间，每处只陈列一件夺人眼球的珍品。首个此类展品是1922年装饰艺术风格的珊瑚凸圆玛瑙束发带，投影动画详细解构了其设计：始于柱廊庭院的建筑草图，随着镜头推进，拱门逐渐收窄拉长，柱间距扩展成柱体。此时宝石开始坠落——珊瑚嵌入拱门，玛瑙填入柱身，钻石点缀柱头，逐步演绎出完整束发带。

香烟盒（1930年）摄影：卡地亚展览结束时，我们又观看了三部类似视频，这些关联如此引人入胜，很难相信在埃克尔女士、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埃芙琳·波塞梅、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的莎拉·施洛伊宁和卢浮宫的朱迪斯·埃农-雷诺联合策划此展之前竟无人指出。正如卡地亚之家档案与文献总监维奥莱特·珀蒂在目录中所述，内部档案更系统地承认了日本和中国的影响，而伊斯兰（或他们通常所称的阿拉伯）艺术的参考却因无法追溯的原因早早消失。无论如何，“卡地亚与伊斯兰艺术"展通过精美构建的华丽展览澄清了事实。

劳伦斯女士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亚洲与伊斯兰艺术相关文章。

刊载于2022年5月26日印刷版，标题为《汲取灵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