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1922》评论:云端边疆——《华尔街日报》
Michael O’Donnell
约翰·诺埃尔在拍摄1922年3月珠穆朗玛峰攀登过程。图片来源:J.B. 诺埃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盖蒂图片社珠穆朗玛峰已成为人满为患的游乐场,想要真正体验这座山峰或许只能穿越回过去。如今峰顶遍布垃圾、空氧气瓶甚至人类遗骸,每年春季仍有数百人支付约5万美元费用尝试登顶。拥挤随之带来悲剧——2014年雪崩夺走16名夏尔巴人生命,2015年地震导致约24名登山者遇难。正如乔恩·克拉考尔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描述1996年珠峰灾难(造成8人死亡)时写道,这些伤亡已沦为"司空见惯的常态"。
英国登山历史学家米克·科恩弗里在《1922年珠峰》中回溯了登山起源。这部作品生动记录了百年前人类首次冲顶尝试,细节丰富且极具可读性。在那个年代,登山队需自建大本营,依靠测绘技术确认目标山峰。喜马拉雅山脉是未知疆域,科恩弗里传神刻画出探险者面对巍峨群山的敬畏。当队伍中最著名的乔治·马洛里透过云隙初见珠峰时,他形容那是"从地球颌骨突起的巨大白色獠牙"。
这次远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值南北极探险热潮。作为"纯英国血统"的探险队,它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阿尔卑斯俱乐部联合发起。浓郁的英国特色既源于当时帝国无止境的征服欲,也因必须通过英属印度进入山区。当达赖喇嘛批准从西藏北坡接近珠峰时,探险计划迎来关键转折(如今尽管中国修建了新公路,多数登山者仍选择从南坡尼泊尔入境)。
阿尔卑斯俱乐部组建了登山队。女性申请者被无情嘲笑并拒之门外。体检淘汰了体质不适合远征的人,比如一名"严重缺牙"的男子。资金来自捐款——威尔士亲王捐赠了50英镑——以及出售探险故事的报纸版权。物资储备包括罐头意面、爱尔兰炖菜、鹅肝酱鹌鹑、甲鱼汤、果酱、薄荷蛋糕、两万多支香烟和大量香槟。
科恩弗里先生记录下随后的两次行动:1921年的勘测任务与次年的正式攀登。马洛里是唯一参与两次行动的成员,也是公认最杰出的登山家,但经过几代人神话渲染后,本书对他进行了祛魅式刻画。这位前军人和教师被描述为粗心、狭隘、偏执、虚荣、抗拒技术,最糟糕的是对西藏美丽的风土无动于衷。但作者也公允展现了马洛里的雄辩与英勇,比如在坠落时用冰斧迅速自救,此举可能挽救了多名队员性命。
勘测队需要测绘山形并寻找攀登路线。他们穿越西藏腹地的"沙丘、泥滩和城墙环绕的城镇",造访寺院并拍摄照片。“如今珠峰是世界上测绘最完善的山峰,“科恩弗里写道,其冰川地貌(昆布冰瀑、希拉里台阶)对登山爱好者耳熟能详,“但1921年的英国队对这些一无所知。“最终他们规划出可行路线,抵达约2.3万英尺高的北坳时,稀薄空气与狂风迫使队伍撤退。“最后我们狼狈不堪,“马洛里写道,“根本不配出现在任何山脊上。”
一个世纪前,人们对高海拔的影响知之甚少。然而1922年登山队中的澳大利亚化学讲师乔治·芬奇却清醒认识到其危险性。面对马洛里等人将氧气瓶斥为"该死的异端"的反对声浪,芬奇力排众议推动携带氧气设备。这位自信孤僻的学者骨子里并非英国人——他与马洛里彼此厌恶。但正如科恩弗雷先生所推崇的,芬奇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前瞻者。当其他队员裹着寒酸的羊毛围巾和马甲时,他身着羽绒服招致嘲笑;用萧伯纳的话说,这支队伍活像"遭遇暴风雪的康尼马拉野餐会”。
1922年队伍进行了三次冲顶尝试:马洛里领导首次,芬奇带队第二次,第三次则是联合行动。传奇人物查尔斯·布鲁斯在基地运筹帷幄(“速汇一千镑来"他给伦敦去信时干脆利落地要求追加资金)。马洛里小组遭遇恶劣天气,在没有氧气和冰爪的情况下攀登;芬奇则借助氧气设备推进至27,300英尺高度,但为照顾体力不支的同伴选择折返。第三次尝试成了自负与竞争的牺牲品——雪崩夺走七名夏尔巴人性命后被迫终止。尽管这些背夫很快展现出适应低氧环境的卓越攀登能力,队员们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们。当队伍带着未竟之功返回英国时,失败的阴云始终挥之不去。
科恩弗雷先生以精准笔触重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时,更揭示了1922年远征对现代登山理念的诸多预见。如同珠峰故事的常见结局,这次探险以悲剧收场。关于氧气瓶的争论延续至今,折射出大规模围攻式登山与当下盛行的"轻快"阿尔卑斯式攀登之间的深刻分歧。而登山者之间争强斗胜的雄性角力,至今仍是熟悉的情节。
然而,伟大的马洛里是否最终战胜了他的宿敌芬奇,这取决于不同的视角。据信马洛里在1924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但他在山上遇难,而芬奇则安逸地活到了82岁。
奥唐纳先生是芝加哥地区的一名律师,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经济学人》撰写书评。
本文刊登于2022年5月28日的印刷版,标题为《云端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