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配方奶粉短缺与治理不善——《华尔街日报》

一位记者近日就婴儿配方奶粉危机应对措施向拜登总统施压：“您和您的政府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下周放宽进口要求，是否应该更早采取这些措施，而不是等到父母们走到货架前发现奶粉缺货？“总统回答：“如果我们能未卜先知，或许可以做到，但我们在问题显现时就立即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番对话的人恐怕都不会被拜登的回答说服。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民调，仅35%美国人认为总统能及时应对重大问题和事件，65%认为他"反应迟缓”。在问题演变成危机前采取行动，能体现领导者的执政能力与控制力；而像拜登处理乌克兰问题那样未雨绸缪，正是领导力的关键考验，也是公众信任政府的源泉。

现代社会中，公民不可能了解——更不用说监督——所有影响生活的复杂流程，因此我们委托政府代行职责。政府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作为回报，我们期待官员们能预判潜在风险。虽不能要求他们预知不可测的未来，但理应期待其能预见事件及应对措施的合理后果。

首先，这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21年10月21日，FDA收到一名举报人的报告，该举报人对雅培实验室一家生产婴儿配方奶粉的工厂条件提出了严重关切。该机构花了约两个月时间约谈举报人，又用一个月检查工厂，再经过两周多时间雅培公司才发布召回通知并关闭工厂。两党国会议员正对这种拖延节奏提出尖锐质疑。

工厂关闭的后果本可预见。婴儿配方奶粉市场高度集中，两家企业占据全美80%以上产量。雅培是最大生产商，被关闭工厂的产量约占总量20%。常识告诉我们，当市场上突然减少五分之一的供应时，短缺将不可避免。

雪上加霜的是，外国企业无法填补缺口。监管壁垒和高额关税导致美国消费的婴儿配方奶粉98%产自本土，这对美国生产商是好消息，但对消费者却非如此。不止我一人质疑：为何我们对欧盟生产的配方奶粉征收高达17.5%的关税？为何我们的法规将食品安全标准至少与我们同样严格国家的进口产品拒之门外？

三个月前，多数美国民众并不了解婴儿配方奶粉行业的这些情况，但若说白宫也不知情就令人难以置信。当雅培工厂关闭时，白宫本应警铃大作，并立即着手制定计划以避免必然出现的短缺。从过去十天的仓促应对来看，即便存在应急计划，也远未落实到位。

如果监管障碍能及时得到缓解，例如，美国本可以进口足够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减轻工厂关闭的影响。然而，总统不得不动用军队从海外进行紧急空运。如果欧盟的配方奶粉如今对美国消费者是安全的，那么三个月前——甚至可能三年前——它也是安全的。

我希望拜登先生能反思这一事件，并在白宫（及其他地方）做出必要的改变，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这也是一个进行其他改革的机会，从关税和法规开始，延伸到妇女、婴儿和儿童计划中一些不必要的僵化规定，这些计划旨在帮助无力承担配方奶粉费用的人群。政府应在正常运营的效率与压力时期的应变能力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更广泛地说，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一项长期提议——从政府问责办公室到特朗普政府都支持——将FDA拆分为两个机构，一个专门负责食品安全，另一个负责药品。众多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分散在多个部门和机构中，职责重叠，而一个单一的食品安全机构将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这样的机构很可能会比FDA更敏锐地应对婴儿配方奶粉危机。

即使这些改革已经实施，应对这场危机也需要整个政府的努力，而这只有白宫才能指挥——至少需要一位政治嗅觉敏锐的高级幕僚来警告总统，某些事情即将在他面前爆发。

5月22日，拉斯维加斯一家商店的婴儿配方奶粉货架几乎空空如也。图片来源：艾米·卡茨/Zuma Press刊登于2022年5月25日印刷版，标题为《婴儿配方奶粉与治理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