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到夏商周 科技驱动中华文明发展

◎郑渝川

【字里行间】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据推算，夏王朝存续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过去，疑古派学者一度否认夏商两代的存在。但在《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代世系被甲骨文证实后，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是可信的。不仅如此，我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也在相当程度上确认了夏代及其物质文化遗存的存在。

史书记载夏人活动地域主要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以及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从原始文明到王朝确立，社会分裂出阶级，出现了军队、监狱、法律等国家机器。而推动这一进步的重要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殷玮璋等人所著的《远古暨三代科技史》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河南境内经由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多处夏代古城遗址显示，夏王朝时期具备了建造城池的能力。当时的筑城方式是在施工时，用模板内外同时夯筑极少杂质的纯净黄土，模板内的夯土为水平夯层，外层两边的夯层呈斜坡状，每筑一板，提高模板再填土增筑。筑城实现逐层填土，随即夯筑，每层厚度多在5—10厘米之间。城池筑成后，两侧的坡度较缓如土岭状，然后再削减外坡，使之成为陡壁。后来的商周古城也基本采用了同样的筑城技术。这种方式建造的古城，质地坚硬，历时三四千年却仍高出地面两三米，可见当时筑城技术趋于成熟。不仅如此，为了增强城池的防御性，当时筑造者还将城壕的排水功能改为蓄水，形成壕池或护城河。

除了筑城技术，夏王朝时期还出现了铜金属的冶铸技术。一些古籍中记述了大禹制作铜兵以及铸造九鼎的故事，目前该记载尚难确证，但考古工作确实从河南临汝、偃师二里头等夏代不同时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与铸铜有关的坩埚、陶范、铜渣、铜制品等遗物，说明当时的采冶与铸造实现了比较完善的技术分工。而当时制作的青铜器，本身需要经过多个技术环节，需要组织众多人员进行分工与协作。夏王朝时期出现了奴隶制度，为青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作者在《远古暨三代科技史》书中谈到，夏王朝时期的农业较之前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人们对于季节、农时的认知更加深刻。当时的人们将春华秋实的变化，与寒来暑往的季节变化联系了起来；又将昼夜更替、季节变化与日影的长短变化联系了起来。依托于立杆测影法来计算日、月、年和季节，从而推动了历法的出现。

“今日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各族人民沿着祖先的足迹从远古走过来的。或者可以说，这条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用勤劳、智慧筑就的，而其基础就是先民以巨大的创造才能创造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远古暨三代科技史》这本书展示了我国原始先民从制作工具开始，到夏、商、西周时期创造的一系列科技成就。

作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还处于蒙昧状态，还没有出现科学。但制造工具的经验、顿悟、创新尝试，使得知识被不断累积，为科学的分化、提升提供了可能。史前时期，科学存在于技术之中，处于萌芽状态，书中举例指出，原始人在打造石器前，就要考虑石器原料的硬度，又要顾及其韧性和脆性，其中包含我们今天所说的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又如，原始人通过采集和狩猎，积累了植物、动物等方面的知识，为农业、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药物学的出现积累了经验。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已经在科学技术各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为夏、商、周王朝的文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带动了周边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育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