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以积极老龄观，应对加速老龄化

据报道，日本今年全年新生儿数量有可能首度跌破80万大关，创下189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而且，这个生育低谷较过去预估时间提早8年出现，令日本社会更加担忧少子化和老龄化进一步加重。

人口老龄化在中国社会也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时间里，党和国家已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中长期规划，提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些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宏观设计和顶层设计上做出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人口加速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促使我们要转变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过去我们习惯于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劳动力保持在庞大的规模。而现在，我们即将面临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局面。我们迫切需要从利用人口红利转变到开发人力资本的新思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更要看到人口素质发生的重大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人口的健康水平在不断提高。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约有1076万人，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培养的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就超过了2.2亿人，我国现在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里有2.06亿是大学生及毕业生。这就提醒我们，未来的发展要把关注点切实转向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上来，创造条件使迅速增长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要真正地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如今媒体和社会舆论在谈论人口老龄化时，仍然有许多悲观、负面的情绪。比如，类似“再过几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的说法，可能想用“重度”来突出不利影响。如果看1982年联合国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文件，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就明确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去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也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又要避免产生新的对老龄社会的歧视和担忧。可根据老年人口比例，客观上将人口老龄化阶段划分为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不主观评价其是中度还是重度老龄社会。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积极老龄观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认为主要还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最高的层面来说，我们已经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中长期规划，以及十四五规划等等。下一步要做的是把这些规划尽快真正落实到基层。要让老年人的需求和困难有人帮，他们需要的服务有人来提供。

其次，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规定还要完善。比如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在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但是，长期护理成为一些家庭很大的负担，因此我国在49个城市展开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现在已覆盖1.4亿人，未来还需要把它作为第五个保险制度逐渐在全国推广，使更多家庭不会因为养老照顾带来重大负担。

再次，把优质养老服务资源下沉到老年人的身边、床边、家边。这需要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改变，特别是进入老龄社会新阶段后，怎么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当我们把养老服务责任放到基层、农村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支可靠的服务队伍，没有一个高效协调的机制就难以落实。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专门提出要在2022年建立统一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而且要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评估数据共享。有了这一评估结果后，要在2022年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换言之，最需要帮助的弱势老人，政府将加大补贴为其购买服务。有一些老人是得到优惠服务，有一些是靠市场去鼓励他们提供养老服务，这是政府层面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之一，且已经制定了明确目标。

对家庭而言，相关政策文件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化风险梯次应对。老年人有养老金，有医疗保险，但它们不能替代老人家庭内的子女照顾，及家庭给老年人带来的情感支持。特别是老年人在生活中的很多照顾还是从家庭获得的。

就个人而言，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要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时也是落到每个人。比如，积极老龄观涉及到我们如何积极看待人口老龄社会，如何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如何积极看待老年人。眼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今年有2000多万人进入到60岁，到2023年这个数字是2500多万。应该将此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成就。我们怎么去看待老年人越来越多的世界？有了积极老龄观，才能积极引导个人重新设计自己在老年阶段的生活，才会更关注家里老人的生活。而健康老龄化，实际是贯穿整个人生的过程，不是到了老年阶段才注重保健，注重健康。所以，从个人来说，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能够帮助在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家庭、个人的重要作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