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林：基础研究需更专注地把“冷板凳”坐热

加强基础研究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当下和中长期内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而言，基础研究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着力点，对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提升起到先导作用。

就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中国科技进步也在稳步提速。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从国际横向比较和国内时间序列纵向比较来看，有关数据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还有相对大的提升空间。与之相应，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也有较大提升空间。2021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总研发经费比重为6.5%，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相关比重超过10%甚至20%。同时，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中的政府占比超过九成，企业占比不足一成，而部分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占比约为两到三成，这也表明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还有提升空间。

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技术进步。按照经济学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决定经济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潜力相对有限，而且资本和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并不总是带来正面影响，比如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等。而科学是无尽的前沿，技术的拓展没有止境。在掌控好科技向善发展的前提下，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更为突出，也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加强基础研究是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突破。基础研究往往会在重大变革中发挥重要先导作用。比如，量子力学等基础研究是构建芯片等电子产业的先导条件；相对论的基础研究帮助优化了全球定位系统等。虽然基础研究并不总是立即产生实际经济效益，但重大变革往往都是基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从当下发展阶段来看，我国高质量发展自然包含绿色发展，这就要求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实现实质突破。比如在人工光合作用领域，2021年中国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研究取得“从0到1”的突破，虽然距离产业化应用并助力碳中和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已经为未来绿色发展甚至农业粮食安全领域提供了前瞻性技术储备。2021年中国“人造太阳”实现千秒级等离子体运行，是从基础研究走向工程应用的重要一步，为未来缓解能源短缺尤其清洁能源短缺问题提供了底层思路。

基础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基于好奇心与求知欲、为更好认识自然与世界的自由探索式，基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战略需要等目的明确的应用导向型，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基础研究。当下正值美国带头挑动大国博弈的特殊时期，中国亟须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着重强化有助于缓解当下以及中长期问题的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比如部分“卡脖子”领域的基础研究。

在国家层面，需要夯实对基础研究的金融和财税支持。除了继续夯实科学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独特作用，也可尝试建设专门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尤其是为那些“从0到1”的科研领域提供有效资金支持。另外，关于相关主体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安排，可针对不同领域的基础研究差异化调节税优力度。

基础研究在由国家战略需求引导的同时，还应由市场需求牵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供给端需要不断创新。企业是市场主体，也应成为创新主体，为此尤其需要强化企业在加强基础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需为基础研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并促进其向实际应用转化，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针对基础研究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特点，可通过开放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的风险回报特征，激发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同时激励基础研究者付出耐力与专注力把“冷板凳”坐热。 

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还需完善基础研究的组织开展模式，促进“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还需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院校等共同建立实验室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协同开展基础研究，畅通基础研究的上中下游各环节。在不同性质机构之间和各学科领域之间，加快人才、技术等的有效流动，不断推动学科交叉，推动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在国际环境多变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趋于复杂，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更有助于缓解跨学科的复杂问题。（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