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峰：四种心态影响印度对华政策

近年来，中印关系面临众所周知的一些困难，印度政府对华政策也充满纠结，呈现出一种“防范警惕”之下的“有限合作”，从中折射出长期以来印度国内影响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四种复杂心态。

首先，“受害者”心态。中印边境问题是昔日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产物。中国一直主张从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认为边境问题并非两国关系的全部，但印度近年来坚持“边境对峙不解决，中印关系就不正常”的立场，一心将两者捆绑挂钩，试图迫使中方让步，令人遗憾地倒退到1988年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前新德里对待边境问题的立场。加勒万河谷冲突究竟谁越线在先、违约在先、动手在先，责任清清楚楚。但两年多来，印度政要、媒体但凡在国际场合谈及中印关系，都会摆出“受害者”模样，将冲突及此后对峙的起因归咎于中国。

这种心态已经深埋在部分印度人心中长达60年。1962年边境冲突的失利对一些印度精英和大众心理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比2020年与1962年之后的做法，对内纵容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对外塑造对手“好战”形象，印度一些强硬势力的政治操作可谓同出一辙。这都加剧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也增加了两国关系走出低谷的不确定性。

第二，“优越者”心态。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艺术、天文、历法、数学等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年，印度人“文化馈赠者”的优越感在双边交往中不时显现。21世纪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语境下，“抬印抑华”“妖魔化”中国的声音不时出现。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政客和舆论将中俄深度捆绑，试图塑造“民主对专制”的对决。而印度全盘继承英国留下的议会制度，“最大民主国家”和“民主模范生”的人设更受西方追捧，加之瑜伽风靡全球，宝莱坞影响广泛，大国外交左右逢源，周边鲜有强国环伺，让新德里一些政治精英认为其国际形象、地缘环境、软实力均优于中国。近来，随着印度GDP超越昔日宗主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五，人口红利显现，属于印度的“高光时刻”似已到来。而美国为对付中国这一它眼中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在拉拢吹捧印度方面更是不遗余力，甚至在对俄制裁问题上不惜违背“政治正确”，少见地予以容忍、迁就和“豁免”。这些无不让一些印度精英在对外交往时更加信心满满。

第三，“追赶者”心态。如果倒推20年，那种所谓“孟买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赶上”的言论，确实在印度社会有一些真实的市场。随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级现象”，中印交往的不断增多，类似言论现在已经在印度绝迹。印度精英们承认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已远超印度至少15年；反思的是拉吉夫·甘地访华之时，与印度经济总量相当的中国，为什么现如今已是5倍于己的体量；着手在做的是，如何抓住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过程中赋予的机遇，发挥和放大自身的各方面优势，加快迎头赶上，早日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新基地和全球性的经济大国。

近年来，印度开始推行“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运动”“产业替代”等经济政策，其核心都是在制造业领域借鉴、追赶中国并最终实现“中国产业替代”。其具体设想是：第一阶段让“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第二阶段用“印度资本”取代“中国资本”，第三阶段以“美西方+印度”产业合作模式取代“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

第四，“投机者”心态。印度一向善于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以期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2020年之前，印度在中美两国之间并不公开选边站队。中印两国领导人在2018年、2019年实现两次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关系发展向上势头一度被看好。美国力邀印度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仅在工作层面徘徊。2020年后，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和军事对峙一路走低，随之而来的则是印美关系迅速升温。印美两国在战略上不断走近，不仅让“四方安全对话”闪电般地跨越至领导人峰会的最高层面，而且美国为围堵中国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等诸多地区倡议，印度大都予以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在美国不断打压中国企业，渲染对华“脱钩”之时，印度也有遥相呼应的态势。 

如今，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出现的新变化，中印关系似乎又迎来缓和的窗口。中印贸易额连创历史新高，边境对峙虽仍不时出现，但范围和强度都进一步减小，双方的对话磋商机制明显畅通，气变领域也有较好合作。近期，印度领导人在巴厘岛G20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握手寒暄，更是引发外界诸多猜想。印度明年作为轮值主席国， 接连要举办 G20 峰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它是否会为了预做准备、预热气氛，而主动更多与中国热络联系呢？这值得观察。（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