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马戎：国家通用语言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自17世纪以来，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言作为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共同语言是民族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种共同语言的推行与传播，被许多学者视为构成“民族”（nation）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指出，“无论何处的民族情感形成过程，都会有一些文化要素作为最重要的实证基础，其中首先出现的就是一种共同语言”。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主导因素”，“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语言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这段话清楚地说明，现代语言的发展进程与民族融合、混合过程和经济与政治集中进程同步，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统一的民族语言”。这一过程可被视为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同步的语言政治化与标准化。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四个要素中的第一个就是“共同语言”。他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识别”和南斯拉夫、中国的民族理论曾产生重大影响。

在许多国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被公认为国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

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其内涵是国民经济和宪政公民权的建构及其边界维持。由于各国创建历史和人口构成的特点，有些国家内部通用语言有几种（如瑞士），有些国家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推行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保护少数族群语言文字（如加拿大）。世界上，大约125个国家的宪法提到了本国的语言问题，其中约100个国家指定了一种或多种语言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或国语，官方语言和国语在使用方面都享有特权。当今共有78个国家（如法国）确定了一种官方语言或国语，有18个国家（如阿富汗）确定了两种官方语言或国语，5个国家（如比利时）确定了3种官方语言，4个国家（如刚果）确定了4种官方语言。

无论属于哪种语言模式，掌握本国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今天各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熟练水平，客观上决定了每个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实际参与程度。全国性通用语言已经成为建立统一市场、落实现代国家公民权的基础条件之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符号。彼此语言不通即无法相互沟通，正是不同的语言把人们区隔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和社会群落，难以形成统一市场、社会经济活动规范和权力制度。

因此，语言整合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假如没有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本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就始终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通用语言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在许多国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已被全社会公认为国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国语”学习开始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开创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等级制学校及教学科目）本身即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校使用统一语文教材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各级学校通过国家法定文字的教材和教学语言向全国青少年讲授主体意识形态、社会伦理与专业知识。

中国在秦代即开始推行统一语言文字，自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之后，汉字在促进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口头交流和文字趋同方面长期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社会学家赵鼎新指出，“由于表意性的文字书写系统能够脱离语音而使用，这极大地便利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帝国儒教为精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尽管今天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闽南话、粤语等方言，但是统一的汉字（书面语言）使得全国各地行政、司法、教育系统和经济贸易运行毫无障碍。与此同时，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学校始终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是各群体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新术语新词汇不断出现，人们之间交流合作的频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成为当代社会科技经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乡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就业和发展，也吸引了大批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和劳动者来到沿海发达地区生活和定居，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他们必要的生存和学习的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在各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当地民众对母语的情感，应尽可能采用渐进与平和的方式，要使各族民众感到母语受到尊重，下一代继承母语的权利有保障。在此前提下，人们会更加理性与积极地接受和学习工具性更强的通用语言。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语言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寄托和体现出人们对这种文化的感情；二是纯粹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实现的是传递信息的功能。

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外语，并不感觉自己母语被“贬低”或民族情感受伤害，因为他们看重的是这种语言作为现代知识学习工具的必要性。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样是为了掌握一种重要的学习和交流工具。对于那些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回族等干部职工，为了更好与当地民众交流，也需要学习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

在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进程中，学习通用语言是每个人生活与发展的自然需求和理性选择，如果没有源于意识形态或外部政治势力的干预，人们很自然地去学习便于生活和工作交流的语言。世界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复杂技能已经不是二战后的人们所能想象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历史时期，人们都认识到通过学习语言掌握新知识的重要性。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会不会最终危及少数民族母语的生存？这是每个重视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十分关心的。在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多语言国家，始终存在着一个维护政治统一的“一体”与保护少数群体文化传统的“多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二者之间的平衡上拿捏好分寸，兼顾共同性和差异性，是对执政者政治智慧的考验。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这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道路。我们既要通过向其他族群和国家学习来吸取人类文明所有成果和智慧，又要头脑清醒地维护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业。无论是理解和学习其他文明，还是不断加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认识，语言变迁史和语言政策比较分析将始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分别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