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网络虚假信息正成全球公害

在美国皮尤中心2022年8月发布的国际民调中，来自北美、欧洲和亚太1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的民众认为，在线传播的虚假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威胁”之一。其中，美国民众把虚假信息和来自国外的网络攻击视为该国面对的“最大风险”。

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成立“网络虚假信息高级别专家组”等专门机构，从传播者的动机和信息真实性出发，将“虚假信息”分为“误讯”（Misinformation）、“谬讯”（Disinformation）和“恶讯”（Malinformation）三类，在学术界形成初步共识。美国国土安全部下设的MDM工作组也因此而得名。

具体而言，“误讯”指无意造成伤害的错误信息，如被误当作真实信息的各类搞笑“迷因”。“谬讯”指错误的且有意形成的信息，如各类“阴谋论”或真假难辨的“后真相”。“恶讯”则指基于事实但旨在造成伤害的信息，如散布仇恨言论、恶意泄露个人隐私等。

近年来，各国的“利益攸关方”逐渐意识到虚假信息的巨大破坏力。以政府、互联网公司、民间组织为主的多元共治体系虽然在2017年浮出水面，其声势与规模看似不小，但在2019年以前，只有德国等极少数国家正式实施了监管法案，而互联网公司对其应承担的治理责任则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

2020年以来，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信息疫情”的双重夹击下，虚假信息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终于落地，并在短时间内获得实质性的推进。

西方国家对虚假信息的监管治理面临信息审核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两难选择。无论是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一次又一次大力推出却又无限搁置的立法倡议，还是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制定的《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其内核依旧是倡导推动行业自我监管模式。202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以治理信息渠道及监管生产信息的行动者为主要抓手，以推动立法与建立执法机构作为主要形式，实现了从宽松自律到严格他律的根本性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虚假信息成为西方政党和政客扰乱舆论、抹黑对手的工具。社交媒体时代的碎片化传播导致的“语境坍塌”效应，使得一些定义明确的概念成为意义南辕北辙的“标签语”，从而变成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漂浮能指”。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虚假信息”的概念外延不断拓展，其“漂浮能指”效应进一步放大，扰乱了国际舆论场，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算法开展“认知战”。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由政府、媒体、智库协同“甩锅”“消音”的机制将俄方发布的信息认定为“谬讯”，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频道或账号永久封禁，把“谬讯治理”变成了“舆论战”“认知战”的武器，旨在封杀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信息和言论。这一策略在“9· 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以“反恐”旗号打击异己的过程 中屡试不爽，如今在数字传播时代又以“谬讯治理”的名义被重新包装，这应当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

联合国在2021年度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信息疫情”虽然在全球蔓延，但南方国家普遍缺乏开展有效治理的资金和资源。调查显示，在受到“外国行为主体”散布虚假信息骚扰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19个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尤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民众面临的风险最高。然而，倡导“信疫”治理的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主要服务于欧美国家，其中许多总部设在美国，其所涉猎的全球合作也常常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就导致全球“信疫”治理聚焦于美西方关切的议题，例如选举和种族问题，而贫困、疫情等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负责运营全球性社交平台的硅谷巨头存在着对各国资源调配不均的问题，其防治“信疫”的执行力也存在明显的语言差异。脸书等平台的英语帖文只有29%包含不实恶意信息的帖子未被脸书贴上“警告标签”，但70%以上的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发布的虚假信息则逃过了平台的内容监管，遑论其他小语种。因此，有效防治“信疫”需要国际组织、互联网公司和民间机构更为公正、合理地调配资源，根据各国的具体实际量身定制有效的治理方案。 (作者是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