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大流行基金，增加全球“抵抗力”的重要一步

刚刚结束的印尼巴厘岛G20峰会的优先议题之一是吸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与教训，改善全球卫生架构。G20成员同意联合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惠康基金会，共同建立筹资总额达到14亿美元的“大流行基金”，以填补未来5年全球在预防与应对大流行问题上的资金缺口。这一基金将支持G20卫生部长会议提出的六项优先议程，包括改进针对病原体的全球基因监测与数据共享，更加公平地在各国之间分配卫生资源，以及扩大疫苗与药物的研发和生产网络。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卫生领域投资不足、资金缺口巨大的矛盾十分突出。202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加强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工作组会议估计，为了应对大流行病对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加强防范能力，未来10年该领域的投资需求每年高达100亿美元。尽管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多种手段募集资金，但大部分资源用于应急，属于临时性安排。仅从这一点来看，虽然G20“大流行基金”当前在资金规模上并不显眼，但投资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可谓在增强全球“抵抗力”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尼西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G20国家达成上述安排别具象征意味。2007年，印度尼西亚曾经不同意分享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样本，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印尼单方面承担义务，却对专利保护导致疫苗价格高企、发展中国家无力负担的现象无动于衷。印度尼西亚的做法虽引发争议，但也因此推动了全球卫生制度的变革。2011年，世卫组织通过《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开始兼顾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疫苗与其他医疗对策的权利。

与15年前相比，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倡议与引领作用显然更为正面和积极了。G20卫生部长会议关于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充分体现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议程的决心与能力。而从倡议内容来看，强调在大流行期间国际社会对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扩大疫苗和药物生产网络的倡议，甚至可以说带有“改变规则”的意味。

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全球卫生规则认为，无论是个人防护物资，还是药物与疫苗，都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供需。一个典型例子是，为了解决制药企业因“利润微薄”而不愿投入儿童疫苗生产的问题，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从政府、国际组织以及私人基金会那里募集资金，以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疫苗需求为“杠杆”，与大型制药企业签订低价采购协议。方案看似合理，但客观后果是大额订单集中在少数企业。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04亿美元的采购总额中，92%都流向大型跨国企业与印度制药公司。而且，为了鼓励这些企业升级疫苗，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还会额外再向企业提供“补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规模支撑，许多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疫苗产业往往难以得到发展。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与全球治理美好意愿的外衣下，隐藏着一场并不公平的产业竞争。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并不能得到维护。正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看到的那样，当面临公共卫生紧急状况时，这套系统在发达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市场逻辑下，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的公平权利，其实是形式上“平等”的购买权，但最终并没有获得产品的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觉醒了。中国的国际疫苗合作倡议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以可负担的价格及时交付疫苗，也因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生产新冠疫苗的倡议真正加强了这些国家应对健康挑战的长期能力。例如，在合作生产新冠疫苗的基础上，科兴公司还在埃及开发脊髓灰质炎与水痘的组合疫苗，摩洛哥也打算与中国合作研发其他疫苗。阿联酋政府甚至表示，与中国合作生产疫苗提供了摆脱对石油生产单一依赖的多样化发展机会。

因此，包括“大流行基金”在内的G20的全球卫生倡议如果能够实现，绝不仅仅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增量，而是深层理念上的变革——从造成依附性的制度变为促进平等与公平的制度。要实现目标，新兴国家的团结与持续努力必不可少。印度尼西亚可以说开了个好头，而界定全球药物与疫苗生产能力缺口的具体任务落在下一任G20轮值主席国印度的身上。印度是否能够发挥“世界药房”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推动落实G20卫生部长会议成果，成为全球卫生治理变革的积极力量，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