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中日需要共同谋求可持续安全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日领导人时隔三年实现首次会谈，气氛良好，取得了积极成果，就两国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加强高层交往和部长级对话沟通；加强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医疗养老等务实合作；积极开展政府、政党、议会、地方及青少年等交往交流；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话沟通；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等。

在中国经济规模持续超过日本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的郑重表态，在日本产生良好反响。在台湾问题上，岸田文雄表示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双方确认“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对确立政治互信至关重要。这次会谈作为两国对话合作的新起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日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会晤的重要背景是，中共二十大开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日本暂时没有国政选举，岸田内阁相对稳定，自主性有所增强。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中日关系进行对话恰逢时机。全球新冠疫情得到相对控制，东南亚国家为多边国际会议期间举行双边领导人会晤创造了良好条件。中美元首进行了坦诚、深入、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也有利于日本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关于如何妥处中日关系，习主席强调，双方应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就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之；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毋庸讳言，中日之间还存在亟待对话解决的各种课题，两国民间感情尚待改善。岸田文雄首相作为自民党内大平正芳派“宏池会”的政治传人，并非日本政界传统的右翼保守势力代表。他向中方表示，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日中合作拥有很大潜力，两国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实现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此，中方会听其言观其行。

这是鉴于岸田政府的外交安全战略与大平正芳时期有明显不同。岸田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相，目前执政地位仍需依靠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前安倍派与大佬麻生太郎的支持。大平首相当年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被安倍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取代。

岸田表示，对中国“该主张的就主张，能合作的就合作，推进具有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他在会谈中主张的重点，是日方对钓鱼岛、台海局势、所谓“人权”等问题的关切。尽管在中美元首举行会晤后，日本不能不考虑同中方对话，但岸田并未像美国总统拜登那样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加强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这说明日本当政者尚未就此形成共识，也未回归大平时代主张日中友好的对华政策。

岸田回国后将讨论敲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未来五年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年底前还将就钓鱼岛等问题举行海洋安全相关阁僚会议。今年4月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下属“安全保障调查会”报告曾把中国定位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的重大威胁”。而为应对“威胁”，日本将发展打击敌方指挥中枢和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五年内将把防卫费增加到GDP的2%以上。本次中日领导人会晤双方确认“互不构成威胁”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日本视中国为“威胁”，就可能落入预言的自我实现。日本若走上“经缩军膨”、与邻为敌的歧途，不仅将损害中日关系、东亚和平稳定，也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在上述消极战略动向与现象的背后，是日本宣布“购岛”10年来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发生的三大变化：一是，日方否认中日双方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也不再接受“搁置”；二是，在日本，该问题已成为影响对华感情、涉台问题、国家安全战略及对外战略的重要战略支点；三是，中日双方执法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时存在，海上危机管控的风险和成本上升，局部对抗潜在影响着两国关系全局与战略风险。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22年9月日本NHK最新民调显示，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威胁的占81%。

未来50年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无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第一条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处理中日安全关系也不例外，如何把全球新安全观具体落实到两国之间最棘手的问题上需要智慧、知识与耐心。（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